专栏 | 纵横大历史:香港的故事第十八讲 傀儡初政

202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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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纵横大历史:香港的故事第十八讲 傀儡初政 “江泽民怒斥香港记者”镜头。
(来自油管)

一、向习近平献媚的董建华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进行香港历史系列节目的第十八讲《傀儡初政》,带您继续回顾香港的过去。

在上一讲中,我们讲述了香港英治时期最后五年的彭定康时代,回顾了彭定康这位可敬的末代港督为香港的民主所做的努力。1995年,随着香港立法局实现全面民选,香港迎来了民主。然而,这样的民主并不被中共承认。1996年,中共在北京一手扶植起了它的傀儡组织“筹委会”和“推委会”,并用作秀式选举选出了经过中共头目江泽民“钦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特首(行政长官)”董建华。其后,“推委会”又用“自己选自己”的方式在1997年1月选出了非法的“临时立法会”。1997年7月1日,随着香港英治时代落幕,中共建立的港共草台班子在香港粉墨登场,开始了他们的傀儡统治。在今天的这一讲中,我们将讲述港共傀儡政权治下开头六年的香港历史。

我们还是从一个近期发生的事件开始说起吧。

今年7月20日,在港共暴徒制造元朗721恐袭临近两周年之际,中共喉舌中国中央广播电台的新媒体平台“大湾区之声”推出了一期节目,公布了对董建华的访谈。在此次访谈中,84岁高龄的港共首任特首董建华对今年68岁的中共头目习近平大肆献媚。在回忆他与习近平的一次会面时,董建华说:“习主席那天紧紧抓着我的手,我能感觉到,就是他,习主席,对香港的同胞的深情,真是来自他自己心底的。”

在公布访谈时,中共喉舌配上了故作感人的钢琴曲作为背景音乐,使得整段访谈显得更为滑稽讽刺。众所周知,习近平正是支持港共政权在2019年血洗香港的元凶。当甘为中共鹰犬的港共黑警肆意残害香港人民时,哪里有什么“深情”可言呢?从董建华对习近平如此谄媚的态度来看,我们便不难看出港共政权高官的傀儡本质了。

在1997—2005年之间,董建华作为首任港共特首进行了八年的统治。在这一时期,香港傀儡政权初步运转了起来,并奠定了此后港共政权治港模式的基础。因此,理解这一段历史的发展进程,乃是理解此后香港民众大规模抗争原因的前提。

二、被扼杀殆尽的香港民主

董建华与习近平(右)。(美联社)
董建华与习近平(右)。(美联社)

1997年7月1日,随着中共一手扶植的草台班子在香港粉墨登场,中共和港共对香港的黑暗统治开始了。港共傀儡政权刚一成立,就采取了一系列恶毒的政策,将香港英治时代末期取得的民主化成果扼杀殆尽。

如上一讲所述,在通过1995年的民主选举产生的香港立法局中,民主派取得了多数优势地位,在全部60个议席中拥有31席。然而,随着这一届立法局在1997年6月28日宣布无限期休会,香港短暂的民主化岁月宣告落幕。7月1日,随着中共和港共窃取香港政权,此前只敢在深圳集会的傀儡组织“临时立法会”得以登堂入室,进入香港成为了立法机构。在“临时立法会”的60名议员中,民主派仅有6人。也就是说,这个机构完全不能代表香港的民意。

1998年5月24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了第一次立法会选举。本次选举与1995年的立法局选举相比,在多个方面都产生了严重的民主倒退。从表面上看,本次选举所需选出的60个议席,与1995年的立法局选举没有区别,都是包括20个直选议席、30个功能界别议席和10个选举委员会议席。然而,如果进行细究,两次选举的差异是极大的(按:“功能组别”在1997年之后改称为“功能界别”)。首先,在1995年的选举中,30个功能组别议席包括彭定康设置的9个新功能组别议席。这9个新组别被称为“新九组”,拥有广泛的代表性,使所有职业从业者都能加入选举,因而使“新九组”的9个议席成为了变相直选议席。然而,在1997年之后,“新九组”却大都遭到废除和替换,使其覆盖的选民人数大为缩小。经此变更,建制派亲共工商界人士在功能界别选举中的优势就变得更大了。此外,中共的傀儡机构、由“推委会”演变而来的“选举委员会”在此次选举中,掌握着10个选举委员会议席的当选情况。而在彭定康时期,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由区议员互选产生的100人组成的,体现了民意。

经过中共和港共这样一番强奸民意的无耻操作后,建制派果然在1998年的立法会选举中获胜。在全部60个席位中,建制派占有40席,民主派则仅剩20席。此后,根据中共事前装点门面的承诺,在2000年的第二届立法会选举中,选举委员会议席将减少到6个。然而,这并不能使情况有实质好转。在2000年9月10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中,建制派和民主派获得的席位数分别是39席和21席。

在司法方面,随着香港主权落入中国之手,香港终审法院在1997年7月1日得以建立。而在此之前,由于香港属于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因此香港的司法终审权不在本地,而是在伦敦。乍一看,这样的改变似乎是提高了香港的司法自主权。然而,事实却绝不是这么简单,因为香港终审法院所拥有的终审权实际上是虚幻的。根据1990年4月4日由中国人大通过、在1997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58条规定,《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中国人大常委会。而众所周知,中国人大不过是中共的橡皮图章而已。由于《基本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文件,其中规定了中国对香港的基本政策及所谓“一国两制”框架下中港政府权责的划分,因此在1997年7月1日后的香港法律体系中有着核心地位。而这样一部拥有核心地位的法律的最终解释权,又落在了中国极权主义政权的手中。在英治时代,香港自身虽然没有法律终审权,但这个终审权毕竟还在民主国家英国手中。在1997年7月1日之后,香港虽然理论上拥有终审法院,可核心宪制文件的解释权却在中共手中。这样,从司法层面来说,香港的自由在1997年以后也遭遇了严重的破坏。

在行政方面,董建华刚一就任特首,就采取了一项专横的措施。如第十六讲所述,在二战之后,市政局是香港长期唯一拥有民选议员的机构。1986年4月1日,香港政府增设了为新界及离岛地区提供服务的区域市政局,与为港岛、九龙提供服务的香港市政局并列。经过彭定康时代的民主化改革,香港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已成为民选机构。在香港政府的设计中,拥有提供食品卫生、街道清洁及文娱康乐设施等职责的市政局,是整个民主政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民选机构,两个市政局自然是民主派的天下。对此,身为中共忠实鹰犬的董建华如鲠在喉,急欲除之而后快。1999年12月2日,董建华以实行“市政服务改革”为理由,指责两个市政局阻碍行政效率,下令取消两个市政局,两局的原有职权则被多个政府部门瓜分。董建华这一独断专行、粗暴破坏民主政治的行为,史称“杀局”,得到了建制派的支持。尽管董建华和建制派人士在“杀局”时使用了冠冕堂皇的借口,但在2015年,时任立法会议员的建制派政党民建联成员钟树根却曾向媒体透露:“当时形势上我们一定要支持杀局,因为连民主党也一并杀了,他们在局内人多,我们想他们死,所以要杀局。”(《钟树根痛失24年议席:“我从政Timing不好”》,端传媒,2015年11月23日)

三、“膜蛤”素材的起源:“江泽民怒斥香港记者”的前因后果

陈方安生。(本台资料照片)
陈方安生。(本台资料照片)

在行政风格上,董建华以独裁专横著称。1998年12月28日,香港大学公布民意调查数据,指出政府的满意度已由1997年下年年的43%下降为1998年下半年的23%,特首的声望评分则已由1997年12月的62.6下降到1998年12月的57.7。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董建华不断通过行政长官办公室高级助理路祥安向港大校方施压,要求港大方面停止调查特首声望。2000年7月7日,港大民意计划研究主任钟耀庭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披露了他遭遇的政治压力,引发舆论哗然。随后,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要求董建华开除路祥安,但被董建华拒绝。董建华出身于亲共工商界人士群体,路祥安则是他从商以来的多年心腹,对他惟命是从,被香港民众轻蔑地戏称为“路公公”。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得陈方安生遭遇了建制派的猛烈舆论攻击,曾在英治时期的香港政府中长年担任公务员的她被建制派人士称为“港英余孽”。2000年9月,中国副总理钱其琛更是将陈方安生叫到北京,要求她“更好地支持董建华”。在中共和港共的政治施压下,正直的陈方安生自觉难以继续在港共傀儡政府中任职,遂在2001年4月30日宣布提前退休。

由于有中共主子在上庇护,建制派打手在下护航,董建华作为被江泽民“钦定”的特首,自然能够无视民意、肆意妄为。2000年10月27日,香港有线电视记者张宝华在采访中共头目江泽民时,曾询问江泽民是否支持董建华在2002年连任特首,由此产生了“膜蛤”亚文化的起源,也就是著名的“江泽民怒斥香港记者”对话。当张宝华问江泽民,董建华是否已经被中共中央“钦点”时,江泽民气急败坏、语无伦次地说出了他流传后世的“名言”:“我告诉你们我是身经百战了,见得多啦!欸,西方的哪一个国家我没去过?你们要知道,美国的华莱士,那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啦!唉,我跟他谈笑风生!所以说媒体啊,还是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懂我的意思——识得唔识得啊?”(按:“识得唔识得啊”即粤语“知道不知道啊”的意思。)

2002年3月24日,中共扶植的傀儡“选举委员会”进行了第二次特首假选举。此时,“选举委员会”的成员有800人。由于被江泽民“钦点”的董建华已在事前取得了“选举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提名,因此除他之外甚至连获得足够提名、能够参与竞选的人都没有。最终,董建华以762票自动“当选”,得以连任港共傀儡政权特首。然而,仅仅一组数据就足以戳穿这种这种高票“当选”所营造出的楚门世界:香港的失业率已经从1997年的2.1%上升到了2002年5月的7%。以董建华为首的港共傀儡政权一味弄权、腐朽无能的本质,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四、残民有术的董建华政权:2003年“沙士”疫情下的香港

九龙观塘的淘大花园,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爆发大规模集体感染的地方。(来自维基百科)
九龙观塘的淘大花园,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爆发大规模集体感染的地方。(来自维基百科)

2003年2月,一场起源于广东、传遍全球的严重疫情席卷了香港,这就是被香港人称为“沙士”(SARS)的“非典型肺炎”。严重的疫情使香港市面萧条、民众恐慌。然而,当疫情已经在香港严重蔓延时,港共傀儡政权的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却试图隐瞒疫情,在3月14日表示“香港无肺炎爆发”。由于傀儡政权的无能,香港出现了严重的集体感染事件,其中最为惨烈的情况出现在九龙观塘的居民社区淘大花园。截止到4月15日,淘大花园已经出现了321个病例。到这年夏天,香港的“非典”疫情才终于得到控制。在这场疫情中,香港共有1755人感染、299人死亡。经过这次疫情,董建华在香港民众中的声望评分继续下跌,在2003年6月时已经降到了44.1分。

就在香港民众因傀儡政权的无能,在“非典”疫情中挣扎的时候,香港傀儡政权却在实行一项异常邪恶的计划。而他们的这项计划,使香港人民彻底愤怒了。六年以来,港共傀儡政权践踏民主、强奸民意、残民有术,一味秉承他们中共主子的旨意,视香港人民为无物。对此,热爱自由的香港人民决不会屈服。2003年7月1日,在香港沦入中共、港共之手的六周年之际,50万香港民众走上街头,掀起了反抗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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