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香港的故事第十八講 傀儡初政

202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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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縱橫大歷史:香港的故事第十八講 傀儡初政 “江澤民怒斥香港記者”鏡頭。
(來自油管)

一、向習近平獻媚的董建華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進行香港歷史系列節目的第十八講《傀儡初政》,帶您繼續回顧香港的過去。

在上一講中,我們講述了香港英治時期最後五年的彭定康時代,回顧了彭定康這位可敬的末代港督爲香港的民主所做的努力。1995年,隨着香港立法局實現全面民選,香港迎來了民主。然而,這樣的民主並不被中共承認。1996年,中共在北京一手扶植起了它的傀儡組織“籌委會”和“推委會”,並用作秀式選舉選出了經過中共頭目江澤民“欽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特首(行政長官)”董建華。其後,“推委會”又用“自己選自己”的方式在1997年1月選出了非法的“臨時立法會”。1997年7月1日,隨着香港英治時代落幕,中共建立的港共草臺班子在香港粉墨登場,開始了他們的傀儡統治。在今天的這一講中,我們將講述港共傀儡政權治下開頭六年的香港歷史。

我們還是從一個近期發生的事件開始說起吧。

今年7月20日,在港共暴徒製造元朗721恐襲臨近兩週年之際,中共喉舌中國中央廣播電臺的新媒體平臺“大灣區之聲”推出了一期節目,公佈了對董建華的訪談。在此次訪談中,84歲高齡的港共首任特首董建華對今年68歲的中共頭目習近平大肆獻媚。在回憶他與習近平的一次會面時,董建華說:“習主席那天緊緊抓着我的手,我能感覺到,就是他,習主席,對香港的同胞的深情,真是來自他自己心底的。”

在公佈訪談時,中共喉舌配上了故作感人的鋼琴曲作爲背景音樂,使得整段訪談顯得更爲滑稽諷刺。衆所周知,習近平正是支持港共政權在2019年血洗香港的元兇。當甘爲中共鷹犬的港共黑警肆意殘害香港人民時,哪裏有什麼“深情”可言呢?從董建華對習近平如此諂媚的態度來看,我們便不難看出港共政權高官的傀儡本質了。

在1997—2005年之間,董建華作爲首任港共特首進行了八年的統治。在這一時期,香港傀儡政權初步運轉了起來,並奠定了此後港共政權治港模式的基礎。因此,理解這一段歷史的發展進程,乃是理解此後香港民衆大規模抗爭原因的前提。

二、被扼殺殆盡的香港民主

董建華與習近平(右)。(美聯社)
董建華與習近平(右)。(美聯社)

1997年7月1日,隨着中共一手扶植的草臺班子在香港粉墨登場,中共和港共對香港的黑暗統治開始了。港共傀儡政權剛一成立,就採取了一系列惡毒的政策,將香港英治時代末期取得的民主化成果扼殺殆盡。

如上一講所述,在通過1995年的民主選舉產生的香港立法局中,民主派取得了多數優勢地位,在全部60個議席中擁有31席。然而,隨着這一屆立法局在1997年6月28日宣佈無限期休會,香港短暫的民主化歲月宣告落幕。7月1日,隨着中共和港共竊取香港政權,此前只敢在深圳集會的傀儡組織“臨時立法會”得以登堂入室,進入香港成爲了立法機構。在“臨時立法會”的60名議員中,民主派僅有6人。也就是說,這個機構完全不能代表香港的民意。

1998年5月24日,“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了第一次立法會選舉。本次選舉與1995年的立法局選舉相比,在多個方面都產生了嚴重的民主倒退。從表面上看,本次選舉所需選出的60個議席,與1995年的立法局選舉沒有區別,都是包括20個直選議席、30個功能界別議席和10個選舉委員會議席。然而,如果進行細究,兩次選舉的差異是極大的(按:“功能組別”在1997年之後改稱爲“功能界別”)。首先,在1995年的選舉中,30個功能組別議席包括彭定康設置的9個新功能組別議席。這9個新組別被稱爲“新九組”,擁有廣泛的代表性,使所有職業從業者都能加入選舉,因而使“新九組”的9個議席成爲了變相直選議席。然而,在1997年之後,“新九組”卻大都遭到廢除和替換,使其覆蓋的選民人數大爲縮小。經此變更,建制派親共工商界人士在功能界別選舉中的優勢就變得更大了。此外,中共的傀儡機構、由“推委會”演變而來的“選舉委員會”在此次選舉中,掌握着10個選舉委員會議席的當選情況。而在彭定康時期,選舉委員會的組成人員是由區議員互選產生的100人組成的,體現了民意。

經過中共和港共這樣一番強姦民意的無恥操作後,建制派果然在1998年的立法會選舉中獲勝。在全部60個席位中,建制派佔有40席,民主派則僅剩20席。此後,根據中共事前裝點門面的承諾,在2000年的第二屆立法會選舉中,選舉委員會議席將減少到6個。然而,這並不能使情況有實質好轉。在2000年9月10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中,建制派和民主派獲得的席位數分別是39席和21席。

在司法方面,隨着香港主權落入中國之手,香港終審法院在1997年7月1日得以建立。而在此之前,由於香港屬於大英帝國的一部分,因此香港的司法終審權不在本地,而是在倫敦。乍一看,這樣的改變似乎是提高了香港的司法自主權。然而,事實卻絕不是這麼簡單,因爲香港終審法院所擁有的終審權實際上是虛幻的。根據1990年4月4日由中國人大通過、在1997年7月1日開始實施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58條規定,《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中國人大常委會。而衆所周知,中國人大不過是中共的橡皮圖章而已。由於《基本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文件,其中規定了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政策及所謂“一國兩制”框架下中港政府權責的劃分,因此在1997年7月1日後的香港法律體系中有着核心地位。而這樣一部擁有核心地位的法律的最終解釋權,又落在了中國極權主義政權的手中。在英治時代,香港自身雖然沒有法律終審權,但這個終審權畢竟還在民主國家英國手中。在1997年7月1日之後,香港雖然理論上擁有終審法院,可核心憲制文件的解釋權卻在中共手中。這樣,從司法層面來說,香港的自由在1997年以後也遭遇了嚴重的破壞。

在行政方面,董建華剛一就任特首,就採取了一項專橫的措施。如第十六講所述,在二戰之後,市政局是香港長期唯一擁有民選議員的機構。1986年4月1日,香港政府增設了爲新界及離島地區提供服務的區域市政局,與爲港島、九龍提供服務的香港市政局並列。經過彭定康時代的民主化改革,香港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已成爲民選機構。在香港政府的設計中,擁有提供食品衛生、街道清潔及文娛康樂設施等職責的市政局,是整個民主政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爲民選機構,兩個市政局自然是民主派的天下。對此,身爲中共忠實鷹犬的董建華如鯁在喉,急欲除之而後快。1999年12月2日,董建華以實行“市政服務改革”爲理由,指責兩個市政局阻礙行政效率,下令取消兩個市政局,兩局的原有職權則被多個政府部門瓜分。董建華這一獨斷專行、粗暴破壞民主政治的行爲,史稱“殺局”,得到了建制派的支持。儘管董建華和建制派人士在“殺局”時使用了冠冕堂皇的藉口,但在2015年,時任立法會議員的建制派政黨民建聯成員鍾樹根卻曾向媒體透露:“當時形勢上我們一定要支持殺局,因爲連民主黨也一併殺了,他們在局內人多,我們想他們死,所以要殺局。”(《鍾樹根痛失24年議席:“我從政Timing不好”》,端傳媒,2015年11月23日)

三、“膜蛤”素材的起源:“江澤民怒斥香港記者”的前因後果

陳方安生。(本臺資料照片)
陳方安生。(本臺資料照片)

在行政風格上,董建華以獨裁專橫著稱。1998年12月28日,香港大學公佈民意調查數據,指出政府的滿意度已由1997年下年年的43%下降爲1998年下半年的23%,特首的聲望評分則已由1997年12月的62.6下降到1998年12月的57.7。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裏,董建華不斷通過行政長官辦公室高級助理路祥安向港大校方施壓,要求港大方面停止調查特首聲望。2000年7月7日,港大民意計劃研究主任鍾耀庭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披露了他遭遇的政治壓力,引發輿論譁然。隨後,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要求董建華開除路祥安,但被董建華拒絕。董建華出身於親共工商界人士羣體,路祥安則是他從商以來的多年心腹,對他惟命是從,被香港民衆輕蔑地戲稱爲“路公公”。這一事件的發生,使得陳方安生遭遇了建制派的猛烈輿論攻擊,曾在英治時期的香港政府中長年擔任公務員的她被建制派人士稱爲“港英餘孽”。2000年9月,中國副總理錢其琛更是將陳方安生叫到北京,要求她“更好地支持董建華”。在中共和港共的政治施壓下,正直的陳方安生自覺難以繼續在港共傀儡政府中任職,遂在2001年4月30日宣佈提前退休。

由於有中共主子在上庇護,建制派打手在下護航,董建華作爲被江澤民“欽定”的特首,自然能夠無視民意、肆意妄爲。2000年10月27日,香港有線電視記者張寶華在採訪中共頭目江澤民時,曾詢問江澤民是否支持董建華在2002年連任特首,由此產生了“膜蛤”亞文化的起源,也就是著名的“江澤民怒斥香港記者”對話。當張寶華問江澤民,董建華是否已經被中共中央“欽點”時,江澤民氣急敗壞、語無倫次地說出了他流傳後世的“名言”:“我告訴你們我是身經百戰了,見得多啦!欸,西方的哪一個國家我沒去過?你們要知道,美國的華萊士,那比你們不知道高到哪裏去啦!唉,我跟他談笑風生!所以說媒體啊,還是要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懂我的意思——識得唔識得啊?”(按:“識得唔識得啊”即粵語“知道不知道啊”的意思。)

2002年3月24日,中共扶植的傀儡“選舉委員會”進行了第二次特首假選舉。此時,“選舉委員會”的成員有800人。由於被江澤民“欽點”的董建華已在事前取得了“選舉委員會”的絕大多數提名,因此除他之外甚至連獲得足夠提名、能夠參與競選的人都沒有。最終,董建華以762票自動“當選”,得以連任港共傀儡政權特首。然而,僅僅一組數據就足以戳穿這種這種高票“當選”所營造出的楚門世界:香港的失業率已經從1997年的2.1%上升到了2002年5月的7%。以董建華爲首的港共傀儡政權一味弄權、腐朽無能的本質,在此體現得淋漓盡致。

四、殘民有術的董建華政權:2003年“沙士”疫情下的香港

九龍觀塘的淘大花園,2003年“非典”疫情期間爆發大規模集體感染的地方。(來自維基百科)
九龍觀塘的淘大花園,2003年“非典”疫情期間爆發大規模集體感染的地方。(來自維基百科)

2003年2月,一場起源於廣東、傳遍全球的嚴重疫情席捲了香港,這就是被香港人稱爲“沙士”(SARS)的“非典型肺炎”。嚴重的疫情使香港市面蕭條、民衆恐慌。然而,當疫情已經在香港嚴重蔓延時,港共傀儡政權的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卻試圖隱瞞疫情,在3月14日表示“香港無肺炎爆發”。由於傀儡政權的無能,香港出現了嚴重的集體感染事件,其中最爲慘烈的情況出現在九龍觀塘的居民社區淘大花園。截止到4月15日,淘大花園已經出現了321個病例。到這年夏天,香港的“非典”疫情才終於得到控制。在這場疫情中,香港共有1755人感染、299人死亡。經過這次疫情,董建華在香港民衆中的聲望評分繼續下跌,在2003年6月時已經降到了44.1分。

就在香港民衆因傀儡政權的無能,在“非典”疫情中掙扎的時候,香港傀儡政權卻在實行一項異常邪惡的計劃。而他們的這項計劃,使香港人民徹底憤怒了。六年以來,港共傀儡政權踐踏民主、強姦民意、殘民有術,一味秉承他們中共主子的旨意,視香港人民爲無物。對此,熱愛自由的香港人民決不會屈服。2003年7月1日,在香港淪入中共、港共之手的六週年之際,50萬香港民衆走上街頭,掀起了反抗的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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