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文革系列　第九十四講　天下開始大亂（四）

中共在文革後宣傳的周恩來(右前)形象是“保護文物”的；但戚本禹的回憶錄中提到，拍板決策破壞“三孔”的人實際上是周恩來。

一、是誰在推動曲阜的破壞行動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繼續進行文革歷史系列講座，談一談紅衛兵在曲阜破壞孔府、孔廟、孔林這件事的背後推手，到底是什麼人的問題。

在這裏，我們首先要來看一看毛派干將戚本禹在他的回憶錄中的說法。衆多關於紅衛兵破壞“三孔”事件的記錄，都將背後的推動者指向了包括戚本禹在內的中共高層毛派人士。而戚本禹在他自己的回憶錄中，則有這樣一段相當於自我辯解的內容：

“就拿批孔、清理孔廟、挖孔子墳的事情來說，最初是由曲阜當地的造反派提出來的，他們給中央文革寫信反映當地文革運動的情況。毛主席闡明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造反有理’，是文革運動的指導思想；而孔子的道理，歸根到底，也是一句話：‘造反無理’。因此，我們覺得，批孔是文革應有之義。但這是件大事，讓羣衆自發去搞，不如由中央文革主動加以引導，防止造成不應有的破壞。當時北師大的學生造反派譚厚蘭他們聽說此事，反應很積極。陳伯達表示支持譚厚蘭她們的革命精神。這個事當時就放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會上來討論了，這個會總理和康生都參加了。總理在會上講了話，康生、江青也關心這個事。關鋒是批判孔子的專家，他對批判孔子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議，但他對清理孔廟，挖孔子墳是持謹慎態度的。不過他也說了，孔廟、孔子墳是幾千年封建統治階級壓迫人民的象徵，乘文革的東風，清理一下也好。但要有專家參加，不可亂挖、亂毀。康生在會上分析說，孔子墳裏可能是沒有什麼東西的。孔子是窮教授，沒有錢財，頂多有幾捆竹簡。陳伯達說，有竹簡挖出來也好，可以彌補學術研究。他估計屍體早腐爛了，孔子的後人又不能像秦始皇那樣保存墓葬。所以挖不挖只是個形式問題。我當然是積極擁護清理的，我提議，不妨由國家派出考古人員和他們一起去，這樣既可以滿足羣衆挖墳的願望，又可以進行考古發掘。最後，總理綜合各方面看法，拿出了意見：與考古所相結合，作科學的清理。
“在得到中央同意後，由陳伯達、關鋒和我向《紅旗》雜誌的林傑作了傳達，要林傑去北師大作動員報告。隨後譚厚蘭組織了一個隊伍，在1966年11月浩浩蕩蕩地開到曲阜，結合當地院校的師生，成立一個‘全國紅衛兵徹底砸爛孔家店革命造反聯絡站’，在曲阜市大造了孔夫子的反。
“紅衛兵在曲阜造反，山東省委馬上給中央文革打來電話請示。我即根據總理在中央文革會上的指示精神，代表中央文革電話回覆山東省委，要求他們告訴紅衛兵，孔廟裏的碑區，明代以前的都不能砸、不能損壞，要保護好。清代的可以砸，但康熙、乾隆的不能砸。孔廟可以改造，象收租院那樣改造。孔墳可以挖掉，但要有懂文物的考古人員在場參與，對墓中文物要保護。陳伯達亦將上述精神直接告訴了譚厚蘭他們。後來聽譚厚蘭彙報，根據陳伯達傳達的總理指示精神，對孔廟的碑匾、文物要保護的都寫上了紅字保護，並留有照片。”

（《戚本禹回憶錄》第十三章）

 

二、戚本禹回憶錄中的避重就輕

從以上的這些敘述來看，戚本禹實際上並沒有否認他確實推動了破壞“三孔”的行爲，但在敘述的時候，第一是完全避重就輕，說當時他向紅衛兵們傳達過，明代以前的碑不能砸，清代的可以砸，但康熙、乾隆的不能砸——繞來繞去，實際上他一直在試圖表明他在試圖限制破壞的規模，而且就是不肯直白地說出一句簡單明確的話：“我確實曾經傳達過在曲阜破壞文物的指示。”第二，在戚本禹的敘述中，他自己在破壞“三孔”事件中並不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僅是一個列席中央文革小組會議討論此事的人。雖然他承認自己在會上積極擁護對孔子墳墓的“清理”，但又說他曾提議讓考古人員和紅衛兵一起去挖孔墳，從而在滿足“羣衆挖墳的願望”的同時，還能進行考古發掘。至於破壞“三孔”的最後決策人，戚本禹表示是綜合了各方面的看法、拿出了“與考古所相結合，作科學的清理”這一“意見”的周恩來。而在會後，戚本禹說他自己和關鋒、陳伯達等人起到的只是一種傳達指示的作用。

此外，根據文革史研究者劉炎迅的說法，儘管陳伯達、戚本禹等人確實曾對紅衛兵的破壞行爲做過限制，但這些限制行爲可以說是和沒有一樣：

“劉亞偉曾查閱到譚厚蘭被審查時所寫的交代材料，其中記述，林傑曾這樣對譚厚蘭說：‘我給你介紹一個地方，除了大慶之外的一個好地方——山東曲阜，到孔老二的老家去造孔老二的反。’

“林傑接着說：‘你們應當率先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來造這個反。’譚厚蘭當時的回答是：‘……我們去，我們一定去！’

“而根據有關文革檔案、《討孔戰報》以及諸多當事人回憶，1966年11月11日，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從北京打來電報，指示‘孔廟、孔府、孔林不要燒掉’，但‘孔墳可以挖掉’。 

“同一天，時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戚本禹打來電話：‘漢碑要保留，明代以前的碑，也要保留。清碑可以砸掉。對孔廟可以改造，可以像‘收租院’那樣。孔墳可以挖掉。可以找懂文物的人去看一下。’

“譚厚蘭們制定了行動計劃，起草了《火燒孔家店——討孔檄文》《告全國人民書》，同時派出了兩支‘先遣隊’，分別對山東省委、曲阜縣委進行‘火力偵察’。

“爲了阻止紅衛兵破壞‘三孔’，曲阜人用大木箱將孔府門前的石獅子整個罩起來，外面再貼上毛主席像，還寫上標語，以爲如此一來，誰也不敢去動了，更別說砸了。

“但這樣的努力在反孔風潮中不堪一擊。

“11月12日下午，‘全國紅衛兵徹底砸爛孔家店樹立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革命造反聯絡站’宣告成立，標誌着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與曲阜當地紅衛兵組織聯合陣線的形成。

“11月13日，孔府大門被迫打開，工人、幹部、學生、從幾十裏外坐着毛驢車趕來的鄉下老大娘一湧而入。

“11月15日，孔府大門前舉行‘徹底搗毀孔家店誓師大會’，國務院1962年立在孔府門前，寫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被砸碎了。

“會後，紅衛兵們分頭衝進孔廟、孔林、周公廟，砸碑、拉匾、搗毀塑像。”

（劉炎迅：《孔子墓蒙難記：紅衛兵小將搗毀中華文化命脈》）

由此可見，戚本禹回憶錄所自稱的對紅衛兵破壞行爲進行的種種限制，實際上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如上一講所述，當時曲阜發生的文物破壞行爲絕不僅限於對“三孔”的打砸，而是有數以千計的墳墓遭到了破壞。作爲向紅衛兵傳達指示的人，戚本禹絕不能說跟這些行爲沒有關係。

 

三、周恩來纔是曲阜破壞行動的實際拍板者？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戚本禹的回憶錄中提到，拍板決策破壞“三孔”的人實際上是周恩來。這樣的一種周恩來形象，與中共在文革後宣傳的周恩來“保護文物”的形象是相當不符的。根據當代中共官方口徑寫下的文章，是這樣描繪周恩來在破壞曲阜文物事件中的作用的：

“‘文革’爆發後，北師大紅衛兵頭頭譚厚蘭在康生的授意下，帶領200餘人去孔廟造反，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從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們共毀壞文物6000餘件，焚燬古書2700餘冊、各種字畫900餘軸，砸毀歷代石碑1000餘通，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70餘件、珍版書籍1000餘冊，近兩人高的孔子墓碑被紅衛兵砸成了七八塊碎石，給孔廟造成了極爲慘重的損失。周恩來知道這些情況後痛心疾首，立即下達了保護文物名勝的命令。大成殿前的十二根龍柱才得以保存。孔府、孔林基本上沒有受到衝擊，曲阜文物避免了更大的劫難。1994年1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孔府、孔廟、孔林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何立波：《周恩來與新中國文物保護：制止大規模發掘帝王陵》）

按照上述的這種說法，周恩來不但是跟破壞“三孔”事件毫無關係，相反還是在知道了紅衛兵的破壞行爲之後“痛心疾首”，下達了保護文物的命令，使不少文物得以保全。然而，這種說法卻與戚本禹回憶錄裏的說法有很大的差異。

由於文革時期中共高層的大量決策至今仍未解密，我們對於上述的這些矛盾說法究竟誰是誰非，是很難下定論的。但是，文革史研究者高文謙在他的名著《晚年周恩來》中，曾經這樣講述過周恩來在文革“破四舊”時期進行的種種“保護”行爲的實質：

“在紅衛兵破‘四舊’這場狂潮中，許多民主黨派人士首先遭難。他們大都是在當年中共打天下的過程中，與共產黨風雨同舟的老朋友，如今卻大禍臨頭。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鬥，不少人家中珍藏多年的文物古籍被洗劫一空，甚至被付之一炬。這讓多年來負責統戰工作，一直同他們打交道的周恩來深感不安，一直想出面制止這種狀況。但是，不久前毛澤東對周恩來不能同這些人‘過於接近’的敲打，言猶在耳，讓他不敢貿然行事，不得不暫且忍耐，等待時機。恰好就在這時，一直和毛私交很深的湖南名士章士釗寫信向毛求救，詳述被北京大學紅衛兵抄家批鬥的情況，懇請他能‘在可能範圍內稍梢轉圜一下，當有解鈴之望’。毛澤東閱後在信上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有了毛澤東的尚方寶劍，周恩來馬上趁機行事，除了立即對章氏採取了保護措施外，更進一步發揮了毛在批示中的精神，開列了一份應予保護不受衝擊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名單，其中包括孫夫人宋慶齡、國民黨軍隊起義將領傅作義、前國民黨副總統李宗仁等十三人。不僅如此，周在所開列的名單末尾又將保護的範圍推而廣之，提出對人大、政協、國務院等黨和國家以及政府各部門的領導人也應進行保護。”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三章）

由此可見，周恩來的所謂“保護”行爲，實際上根本無法脫離毛澤東的指揮棒。在毛澤東沒有對他“開綠燈”的情況下，作爲實際政策執行者的周恩來，也只能跟毛派一同執行“毛式革命”的政策，乃至成爲這些政策的實際執行者。

感謝大家，這周就講到這裏。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撰稿、主持、製作：孫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