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回顧文革》第六講 文革到底是什麼?人是冰冷的數字嗎?

2022.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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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縱橫大歷史:《回顧文革》第六講 文革到底是什麼?人是冰冷的數字嗎? 從美國返回母校做文革受難者調查的王友琴博士
(王友琴提供)

一、大量人的死去,僅僅只是一個數字嗎?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繼續進行文革歷史系列節目。

上回我們說到,所謂“十年文革”的說法並不是一個等同於“一加一等於二”的“常識”,而是一種在1981年由中共老幹部們創造出來的“官史”。這樣一種“官方說法”,在這之後變成了中國的官方歷史敘事,被寫進了歷史教科書,成爲了“定論”。與“十年文革論”同樣是出於政治原因被提出的,還有華國鋒在1977年爲了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提出的“十一年文革論”。

正像我們在上一講結尾所說的那樣,無論文革有十年的也好,還是十一年也罷,在那段歲月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所經歷的一切,都不會因此增多或者減少半分。那些死去的人,不可能在今天覆生。那些留下終身傷殘和創痛的人,也大都沒法再癒合了。儘管鄧小平曾用一句“宜粗不宜細”,試圖壟斷住對文革的詮釋。那些老幹部們在文革中遭遇的衝擊,卻明顯地不符合這個“宜粗不宜細”的原則,被各種各樣的回憶性文章、書籍連篇累牘地紀錄,以至於有不少肯定文革的人因此認爲:“文革太好了,文革就是老百姓打擊幹部。”還有否定文革的人則認爲:“文革就是反智的暴民造反亂打幹部,可見老幹部們才能維持住社會秩序。”

以上的兩種觀點雖然看上去是完全相反的,但是它們又有着極高的相似性,就是都認爲文革等同於民衆攻擊幹部。這樣一種由推出“十年文革論”和“宜粗不宜細”原則的老幹部們精心編織的文革敘事,實際上會導致無論你是支持文革還是反對文革,都會墜入和事實相差巨大的陷阱裏——如果你在這種敘事背景下否定文革,實際上就成爲了今天中國官方對文革敘事的俘虜;如果你在這種敘事背景下肯定文革,你就會靠向恨不得把文革說成是古往今來天字第一號“大民主”運動的毛派。也就是說,無論你支持還是反對文革,在這種文革敘事之下,你都會成爲中共某一個派別意識形態的俘虜。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由於這種認爲文革就是“老幹部遭到迫害”的敘事已經和“十年文革論”一樣,成爲了今天許多人頭腦中某種類似“一加一等於二”的“常識”。所以,在很多場合,儘管支持文革和否定文革的人進行着激烈的爭論,但他們實際上都在認同着這種敘事。仔細想一想,這真是很恐怖:由於人們頭腦中被植入了太多的中國官方歷史敘事,因此人們在自以爲使用着自由意志支持或反對文革時,實際上都沒有跳出共產黨劃出的那些條條框框,都在它的意識形態裏面打着轉。

那麼,我們要怎樣才能跳出中國官方劃出的這些框框呢?在這裏,我想引用美國曆史學者提摩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的一段話。提摩西·史奈德在他的名作《血色大地:夾在希特勒與斯大林之間的歐洲》中,描述了1933—1945年間上千萬東歐人被蘇聯和納粹以各種手段謀殺的歷史。在這本書的結語裏面,他這樣說:“納粹與蘇聯兩大政權把活生生的人變成數字,但有些數字只是估算值,有些重建起來的數字則是具有一定的精確性。身爲學者,我們的任務是追查種種數字,用各種角度來看待它們。身爲人文主義者,我們有必要把數字變回活生生的人。要是我們做不到,那麼希特勒與斯大林就不只是改變了我們的世界,甚至還抹滅了我們的人性。”(原譯文“斯大林”作“史達林”,見提摩西·史奈德著,陳榮彬、劉維人譯:《血色大地:夾在希特勒與史達林之間的東歐》,新北市:衛城文化,2022年)

二、探究文革史絕不能“宜粗不宜細”:郭蘭蕙與王光華的遭遇

王友琴的著作《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來自亞馬遜網)
王友琴的著作《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來自亞馬遜網)

衆所周知,在文革當中,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死亡。這些人中的絕大部分,並不是共產黨的老幹部,而是一個個和你我一樣、有血有肉、有親人朋友的普通人。他們的死亡,絕不僅僅是統計數據中一個個冷冰冰的數字。而且,可以說,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事實上並非像許多人慣常認爲的那樣,是死於所謂“混亂的、非理性”的“暴民”之手。殺害他們的,事實上就是中共的極權主義體制。無論是毛澤東也好,還是老幹部們也罷,實際上都屬於那個極權主義體制的組成部分。對於這些普通的死難者,我們絕不能“宜粗不宜細”。


近年來,已經有學者開始從事將文革中冷冰冰的死亡數字還原成一個又一個個人故事的工作,並取得了相當的成績。學者王友琴在她的著作《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中,就將關注的視角放在了個人身上。在這部有五十多萬字的大部頭著作中,王友琴記錄下了659個文革受難者的姓名,並在書的開頭這樣聲明說:“此書錄入的所有人名、地名、日期和事件,都是真實的,而不是虛構的。此書所記,僅是文革迫害的極小一部分。沒有能寫出更多的事實,作者請求死者原諒,也請求生者協助,以拓寬和深化此書的內容。”(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香港:開放出版社,2004年)

在這裏,就讓我們根據王友琴的書和研究提供的線索,來展示其中一部分死者的情況吧。

郭蘭蕙是北京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高二女生。在1966年文革風暴席捲全社會時,她只有19歲。之所以她在19歲時還在讀高二,是因爲在這之前她曾經因爲生病休學一年。然而,剛剛疾病初愈的她在返回學校後,面對的不是同學之間溫暖的情誼和關心,而是可怕的暴力與死亡。

對文革史稍有了解的許多人都知道,清華附中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在中共中央於1966年5月16日下達了開啓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後,清華附中的一些學生在5月29日創作了一篇署名爲“紅衛兵”的大字報,宣告了紅衛兵運動的開始。毛澤東則在8月1日親筆致信清華附中紅衛兵,表達了對他們堅決支持的態度。

在文革的早期,紅衛兵運動實際上掌握在中共高幹子弟的手中。這些由紅色衙內們掌握的紅衛兵組織被稱爲“老紅衛兵”。這些官二代當時雖然只有十幾歲,卻在那時沒有半點同齡人該有的那種天真爛漫,而是化身爲嗜血的野獸,瘋狂地屠殺自己的老師和同學,並殺向社會,殘害在毛時代被稱作“黑五類”的政治賤民。他們信奉的政治信條,被叫做“血統論”,並被人總結成了一幅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認爲只有他們這些具備“紅色血統”的人才配掌權,乃至才配生存。至於他們那些所謂“出身不好”的同學,在他們眼中簡直連螞蟻都不如,甚至根本不配活在這個世界上。王友琴這樣記載了郭蘭蕙的遭遇:

“郭蘭蕙的父親在1949年以前曾經在當時的政府中工作,1957年被劃爲‘右派分子’。由於這樣的‘家庭出身’,她就成了‘混蛋’並受到‘批鬥’。1966年8月20日是星期六,在紅衛兵宣佈下個星期一要‘開會幫助’,實際上是要‘鬥爭’她以後,她在回家的路上喝了來蘇水。到家的時 候,她母親看到她臉色不對。知道她服毒以後,立即把她送到醫院,到醫院的時候她還沒有斷氣。”

儘管郭蘭蕙在被送到醫院的時候還沒有去世,但她還是沒法得到救治。王友琴的書中繼續寫道:

“兩位認識郭蘭蕙的學生說,紅衛兵曾經在學校當衆宣佈,由於郭蘭蕙是自殺的,醫院打電話到清華附中詢問她是什麼人,是否有‘問題’,清華附中紅衛兵接了電話告訴醫院,郭蘭蕙是‘右派學生’,於是醫院不給搶救,讓郭蘭蕙躺在醫院的地板上死去。紅衛兵不但對郭蘭蕙自殺毫無憐憫之心,而且用得意洋洋的口氣在學校裏告訴其他學生這些情況,顯示他們主宰生死的權力和威風。”

就這樣,郭蘭蕙的生命定格在了19歲。

再一個故事,是另一名同爲19歲的高中男生的遭遇。這個名叫王光華的高三男生的生命,結束在了1966年9月28日那一天。王友琴在她的研究中,這樣講述王光華的故事:

“王光華是北京第六中學高中三年級的學生。這所中學位於北京市中心,離最高領導人居住的“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1966年8 月,六中的紅衛兵在校內建了監獄,監獄牆上寫有紅色大字‘紅色恐怖萬歲’,關押毆打學校的老師及從社會上抓來的人長達一百多天。王光華在‘文革’前是班長,‘文革’開始後曾對‘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表示不同意。王的家庭出身是‘小業主’,所以不是紅衛兵。當北京紅衛兵紛紛拿着免費火車票到全國各地進行‘革命大串連’後,王光華不是紅衛兵成員卻也外出‘串連’了。這被紅衛兵認爲是犯罪作亂。1966年9 月27日下午王光華從外地‘串連’回家。一些紅衛兵立刻去把王抓進了監獄小院,一進門就被十幾個紅衛兵用棍棒打得失去知覺。當天夜裏,王光華被關在這個監獄裏,傷勢沉重,生命垂危。第二天早上,王又被打。到了晚上,就死了。關在那裏的幾個老師把他的屍體抬了出去。”(王友琴:《“文革”中的迫害同學——事實與分析》,愛思想網,2013年8月19日)

三、我們應該追求公義與銘記死難者

1966年9月15日,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上等待毛澤東接見。(來自維基百科)
1966年9月15日,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上等待毛澤東接見。(來自維基百科)

實不相瞞,作爲一個在文革之後出生的人,由於我並沒有生活在那個年代的經歷,因此就算讀了再多的文字,也無法切身感知在那個年代被折磨的人們所經歷的巨大痛苦。然而,在讀到郭蘭蕙和王光華的故事時,我的心中依然會一次又一次地去試圖體會他們在去世前承受的那種痛苦——他們雖然是那樣地年輕,卻被自己在學校中的同學用極其殘忍地殺死了。在彌留時,因中毒而承受着劇烈痛苦的郭蘭蕙,以及因被反覆毆打而奄奄一息的王光華,到底承受了多麼劇烈的恐懼、痛苦和絕望?他們最後想到的人是誰?是他們的父母、親人、朋友,還是他們喜歡的男生或女生?他們是不是還有許多沒有完成的夢想?他們是否想過,長大以後將會過怎樣的生活,將會從事什麼職業?他們是否想過,自己將會與怎樣的人結婚,自己將會有幾個子女?無論如何,他們永遠也不會知道了。因爲郭蘭蕙在無人救治的情況下,死在了冰冷的病房裏;王光華帶着遍體鱗傷地身體,死在了恐怖的牢獄中。

直到今天,一些毛派人士面對郭蘭蕙和王光華這樣的死者時,還會表示,按照毛澤東思想,儘管那些“走資派”老幹部的子女不是好人,但成爲紅色衙內攻擊對象的“黑五類”們也不是好人,所謂“舊社會的殘渣餘孽”並不值得同情。如果你跟他們講人性的話,他們就會說“人性是分階級的”,並會把普遍的人性論當成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至於那些老幹部敘事的支持者,在敘述這段歷史時,則會充滿藝術性地運用鄧小平“宜粗不宜細”的伎倆,將施暴者的身份模糊化爲面目不清的“紅衛兵”,而不去提及這些人的官二代身份。而這兩派共產黨人在互相攻擊時,又會喜歡把對方“開除共籍”,充分反映了共產黨人之間一貫的無情內訌。

但是,公義在哪裏呢?兇殘地殺戮平民的人,難道僅僅因爲他們具有某種身份,就要被迴護嗎?被罪犯殘忍殺害的人,則應該僅僅因爲他們具有某種身份,就絲毫不值得同情嗎?共產黨人都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他們當然可以沒有人性,也不會追求公義——或者說,在他們的字典裏,對於“公義”的定義恰好就等於我們對於“不義”的定義。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像他們那樣。追求公義的我們,無論如何都應該銘記像郭蘭蕙和王光華這樣的死難者。如果不追求公義,我們就變得和毛澤東、鄧小平之流沒什麼區別了。我們之所以應該追求公義、應該銘記這些死難者,只是因爲——我們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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