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文革系列　第九十五講　天下開始大亂（五）

1967年1月6日，上海市南京路，民衆聚集在路燈照明下的看板前閱讀大字報。

• 專欄 | 縱橫大歷史：文革系列　第九十四講　天下開始大亂（四）
• 專欄 | 縱橫大歷史：文革系列　第九十三講　天下開始大亂（三）
• 專欄 | 縱橫大歷史：文革系列　第九十二講　天下開始大亂（二）
• 專欄 | 縱橫大歷史：文革系列　第九十一講　天下開始大亂（一）

一、“恐怖的紅八月”蔓延到上海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繼續進行文革歷史系列節目。

在上兩講當中，我們談到了紅衛兵破壞曲阜孔府、孔廟、孔林的過程，以及背後的責任人問題。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中共高層的毛派還是周恩來都與這件事脫不了關係。需要注意的是，這兩者背後的老闆實際上都是毛澤東，他們的各種行爲若沒有毛澤東開綠燈，是難以進行下去的。可以說，毛澤東是一個處在幕後的操盤手，而毛派與周恩來雖然立場不盡相同，但都是執行毛澤東計劃的工具。

如此前所述，儘管老紅衛兵在對民衆施暴和搞破壞方面比造反派紅衛兵要兇殘得多，但這並不表示造反派紅衛兵們就都是一些善男信女。造反派紅衛兵也有過大規模的破壞行動，之前兩講所談的破壞孔府、孔廟、孔林就是其中之一。除了這類破壞行動之外，造反派紅衛兵還有一種行爲，就是對中共的幹部們展開猛烈的衝擊，並將文革造反的火從北京向外廣泛地傳播開去。

在當時中國的政治版圖中，除了首都北京之外，最大的城市上海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地方。早在文革爆發前，毛澤東就曾以上海爲基地，打響了針對吳晗的進攻。而在文革爆發以後，上海的紅衛兵運動也和北京的紅衛兵運動有高度的關聯性。在大串聯期間，上海是大量紅衛兵的目的地。根據統計，僅僅從1966年8月15日到10月9日之間，上海“全市接待北京及外地來滬師生37.48萬餘人，其中北京4.7萬餘人，江蘇8萬餘人，浙江5萬餘人，遼寧3.5萬餘人，廣東3萬餘人”。在這之後，紅衛兵到上海的數量更是呈幾何指數暴增。根據同一年12月12日公佈的數據，“上海全市接待外地師生總量已達403.5825萬人次”。（李遜：《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樣》，愛思想網，2013年4月5日）

在這些來到上海的紅衛兵中，掌握中共高層風向最多的北京紅衛兵所起到的作用是最大的。當時，先後共有三波規模較大的北京紅衛兵來到上海，時人稱之爲“北京紅衛兵三下江南”。這三批紅衛兵各有差異，每一批的南下都給上海帶去了巨大的政治風暴。

第一批前往上海的北京紅衛兵，是在1966年8月下旬抵達的，主要是中學生紅衛兵。這些北京紅衛兵大都持有老紅衛兵的政治立場，在上海宣揚“血統論”，把“恐怖的紅八月”式殺戮和破壞帶到了上海。根據上海文革史學者李遜的文章所述“從1966年從9月1日起，至9月25日，上海市區489所中學中，有361所學校紅衛兵發生打人行爲，被打者達1萬餘人，其中打死11人，打傷961人。”“據一些當事人回憶，上海的許多打死人事件，都有北京紅衛兵參加，而以北京紅衛兵爲主的打人事件還要多。佘山大教堂的馬神父、原國民政府駐法國肖姓參事等，都是被北京紅衛兵活活打死的。”（李遜：《上海的“紅八月”：十七年階級鬥爭的延續》，愛思想網，2013年3月6日）

上述這些暴行當然是殘酷和令人髮指的，但從其規模上來看，確實是比北京的“恐怖的紅八月”要小得多。這是爲什麼呢？一大原因，與上海市民的性格有關。事實上，北京紅衛兵的這些行爲，在上海民衆中激起了不小的反感。李遜的研究在談到這種情況時說道：“北京紅衛兵第一次南下，遭到上海市民抵制。他們宣揚的‘血統論’和‘紅色恐怖論‘，尤其引起一向溫良的上海市民反感，甚至同樣擁護‘階級路線’的上海的幹部子女們，也大多數不贊成他們的極端觀點。北京紅衛兵與上海市民最初的辯論，就是從那副著名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對聯而起。他們給上海市民留下的印象是滿口‘他媽的’，無視規則權威。”

 

二、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

老紅衛兵們一方面在上海複製着北京式的“恐怖的紅八月”，另一方面又在上海做出了和他們在北京時不一樣的行爲。在北京，老紅衛兵們一面大肆破壞和屠殺民衆，一面又在“保爹保媽”，維護中共幹部賴以生存的那套體制。然而，當他們到了和他們的切身利益不太相關的上海後，他們卻起了一種衝擊當地體制的作用。當時，“北京紅衛兵對上海文革運動的指責是以北京的運動爲參照的。此時在北京的各個學校，各級黨委權威不再，文革運動基本由學生掌控。而在上海，各大中學校的文革運動仍爲黨委或黨支部控制，由黨委拋出運動對象，發動羣衆寫大字報批判，這使他們覺得上海運動‘冷冷清清’，覺得是偏離了《十六條》所提出的‘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於是，這批北京紅衛兵便開始向上海市委發動了攻擊。

1966年8月31日上午，北京101中學、北京師大一附中、北京八一學校、北京師大女附中的三十多個學生，來到了位於延安西路200號的上海市委機關大樓。他們大聲叫喊着，表示要見上海市委領導，而且態度強硬地表示：“10分鐘之內把曹荻秋（上海市長）找出來，否則要動武了！”接下來，這些北京紅衛兵與上海市委機關的工作人員展開了一場混戰。李遜的研究中引用的由當時上海市委的工作人員寫下的一份傳單，頗爲詳細地講述了這場混戰的過程：

“曹荻秋正在接見另一批北京來的學生，於是就讓兩名自報‘我們是代表’的學生進去，市委常委、副市長宋季文和市委常委、監委副書記秦昆立即接見他們，問有什麼要求，兩人不回答，只是要求門外的同學一起進來，還用拳頭打宋季文。一會兒，他們退了出去，向門外喊叫：‘市委不肯接見你們！’於是一部分學生向大門裏面衝。在旁圍觀的一些上海人攔住他們不讓進去，讓他們有話到一邊的接待室去說。爭執了半個多小時，中午11時左右，天上下起了雨，市委同志十分關心他們的健康，要他們進大樓避雨。沒等玻璃大門全部打開，幾十個紅衛兵一擁而上，一個佩戴‘北京機械學院’校徽的女同學衝在最前面，用拳頭擊碎大門玻璃。他們衝進大樓，遇到阻攔他們的工作人員，便拳打腳踢，或者用皮帶抽打。那個打碎大門玻璃的女紅衛兵還舉着被玻璃劃破的手高喊：‘上海市委幹部打人！’”

有意思的是，李遜的研究還引用了北京紅衛兵方面就此事寫下的另一份傳單，其中敘述的過程有所不同，在這裏也值得轉引一下：

“我們先派了一人進市委大樓聯繫，一去不返。我們見中央領導同志，見毛主席都沒這麼難。8·18的大會上，我們紅衛兵高喊‘我們想見毛主席’，毛主席就出來見我們了。上海架子爲什麼這麼大，門檻這麼高？我們要求派兩個代表，不行！最後還是上海的革命羣衆使了好大勁，硬給推了進去。見到宋季文，要求接見全體代表，他只說了一句話‘沒有那麼大房子，不能接見’。難道這麼大一個市委大樓裝不下我們30多人？兩個代表哭着出來把這一情況告訴我們。正下着大雨，我們下決心不見市委不回去，淋着雨齊喊：‘我們要見市委！我們要見市委！’許多市委的人從窗口探出頭來往下看，但沒人出來。門口守衛的上海紅衛兵挽着胳膊，使勁推我們，想把我們擠走。”

（以上幾段引文，都轉引自李遜：《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樣》）

雙方對這起事件的說法可謂是各執一詞，紛紛希望表示自己纔是無辜的一方。至於這件事的細節真相到底如何，恐怕是很難做出一個還原了。但無論如何，這件事都展現了北京紅衛兵對於上海市委的不滿和好鬥，可以說是在上海點了一把針對市委的火。

 

三、從北京前往上海的第二批紅衛兵

在這之後，第二批北京紅衛兵在1966年9月中旬抵達了上海。這批紅衛兵以大學生爲主，主要是北京“紅一司”的人員，總體的政治立場與第一批紅衛兵一樣，都是“保皇”的老紅衛兵。這第二批紅衛兵着實是“來頭不小”，在出發前的9月10日專門參加了一場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的大型活動，活動的名字叫做“首都紅衛兵外出串聯戰鬥軍團誓師大會”，周恩來親自到了這場大會的現場，發表講話說：

“比如說到上海去的這個南下兵團，人數最多，將近兩千人（可能已經超過了）。你們組成了十六個縱隊（加上中學），是很大一個隊伍了，超過兩千人了……有些東西不要急，要破四舊中主要的四舊，所以不僅是打擊那些真正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分子，要集中主要力量打擊那些極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就是破四舊，也要找幾件真正的、值得作的，而對上海人民又是煥然一新的，來破。”（見《周恩來文革講話集》第23篇《 周恩來在首都紅衛兵外出串聯戰鬥軍團誓師大會上的講話》）

從周恩來的講話中可以看出，他給這批南下紅衛兵提出的任務，是“要集中主要力量打擊那些極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也就是主要打擊中共定義的所謂“剝削階級”，而非集中主要力量打擊所謂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分子”，也就是並不集中主要力量打擊中共黨內的幹部。持有這種立場的紅衛兵，當然頗受上海市委歡迎。在周恩來的關照之下，這批從北京前往上海的紅衛兵“南下兵團”總部人員，是坐着中國鐵道部提供的列車到達上海的。在他們到達上海時，他們受到了上海市當局派出的以摩托車開道的車隊的迎接，一路趾高氣昂、排場闊氣地進入了上海市中心。他們在到達上海後，把上海的“恐怖的紅八月”式暴行推向了更爲暴力的境地。我們來看一看他們做了什麼吧：“他們在上海製造了一系列武鬥事件。據9月15～17日的不完全統計，3天內共發生30起北京紅衛兵打人事件，被打者達100人以上。他們抄家，對抄家對象接連幾天地肆意毆打侮辱，打成重傷，打至昏迷，打得大小便失禁，還不許送醫院。這樣情景當時在徐匯、盧灣、南市、靜安等區時有發生。”（見李遜：《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樣》）

關於這批紅衛兵在上海嫌起的更多大亂，我們在下一講中再進行詳細講述。

感謝大家，這周就講到這裏。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撰稿、主持、製作：孫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