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縱橫大歷史：文革系列 第九十六講 天下開始大亂（六）
1967年9月26日，上海一處機械工具廠的員工集體學習毛語錄。
法新社資料圖片
一、北京紅衛兵認爲上海的“紅八月”沒有徹底展開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縱橫大歷史》，我是主持人孫誠。今天，我們將繼續進行文革歷史系列節目。
在上一講當中，我們談到，在1966年8月下旬和9月中旬，先後有兩波北京紅衛兵來到了上海，他們都屬於“保皇派”老紅衛兵。其中，第一批到達上海的北京紅衛兵認爲，上海各大中學校的文革運動仍然被黨委或黨支部控制，因此他們認爲上海的運動“冷冷清清”，對中共上海市委發起了衝擊，並將“恐怖的紅八月”式的大規模暴行施加在上海民衆的身上。第二批前往上海的北京紅衛兵則在出發前當面接受了周恩來的指示，在到達上海後，於上海市當局的迎接下趾高氣昂地進入了上海市中心，將針對上海民衆的“紅八月”式暴力推向了更爲瘋狂的地步。
根據文革史學者李遜的研究，第二批北京紅衛兵到達上海後，對上海的“紅八月”沒有像在北京那樣“徹底”地展開感到很不滿意。爲此，他們在上海展開了大規模的仇恨煽動，要求對毛時代的那些非紅五類政治賤民進行更爲猛烈的攻擊。對於這些南下紅衛兵的訴求，中共上海市委也進行了配合。李遜的研究講述了這段的歷史，這樣談道：
“他們熱衷宣傳‘血統論’，到處張貼‘鬼見愁：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散發《紅色恐怖萬歲》的傳單，還有此類大標語：‘紅色恐怖萬歲’，‘自來紅們站起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絕對如此’，‘老前輩降羣魔大砍大殺，後繼人伏妖崽猛鎮猛斬——誰敢翻天’，‘階級路線萬歲’，等等。
“他們認爲上海對抄家對象‘搜查不徹底’，被查抄人家中‘生活用品仍很多’，‘仍過着剝削生活’。宣稱‘若在北京則基本掃光’，在北京抄家‘不是推門進去，而是把門打壞了進去，不老實就揍’；還向街道幹部提議：‘黑六類不能住一幢房子，把他們掃地出門好不好？’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南下紅衛兵，更是在上海大街上散發《最最緊急的革命倡議》，倡議：凡‘牛鬼蛇神’一律減薪；銀行存款、電視機、照相機、沙發等一律沒收上繳；保姆一律解僱；一律從高級公寓、別墅搬出；白天一律進勞改隊，晚上一律寫交待；一律掛‘牛鬼蛇神’牌，不準自行摘下，等等，要將上海的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使它們永世不得翻身’。
“對這批南下紅衛兵的嗜好，上海市委只能遷就。市委安排‘要他們砸徐家彙大教堂和抄一些人的家’。負責上海政法和公安工作的市委書記梁國斌說：‘可以向紅衛兵提供一批地富反壞右分子的名單，讓他們去抄家’。而事實上，這批南下的北京紅衛兵，也確實從上海市委處，拿到過三大本花名冊。”
（李遜：《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樣》，愛思想網，2013年4月5日）
二、紅衛兵破壞徐家彙大教堂實況
從這些內容可以看出，當時從北京南下的這兩批老紅衛兵們是何等地暴力、好鬥。而李遜所提到的徐家彙大教堂，在當時也蒙受了一次非常慘痛的劫難。徐家彙大教堂是一座精美的天主教堂，始建於1896年，有“遠東第一大教堂”的美譽。在1966年8月23日這天，這座教堂遭遇了可怕的災難。據此事親歷者于吉星所寫的文章《徐家彙教堂蒙難記》，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
“紅衛兵給站在最前排的8人都戴上‘牛鬼蛇神’的高帽子，並在胸前掛上寫有姓名的木牌，背後貼着寫有職稱的大白紙。我記得中間三人是核心人物，他們是:‘張家樹主教’，‘李光明神父’，“陸薇讀天主教愛國會主任”。他們雖然低頭彎腰，但顯得很平靜，沒有一絲畏懼和憤怒，好像若無其事。身後是低頭彎腰的教徒和修女們。工人造反派、紅衛兵對他們輪流批判，同時反覆呼叫革命口號。我站在人羣后，右手拿着師院紅衛兵發給我的小紅旗(上書“毛主席萬歲!萬萬歲!!")，跟着大家一次又一次把紅旗伸向天空，我心裏想以前外婆對他們是非常尊敬的，他們不是壞人。所以我嘴巴動動，實際在默默唸叨:上帝啊，快快保佑好人吧。
“之後是兩個半小時多的遊街示衆。爲了加大對核心人物的人格侮辱，特別在他們反綁的雙手上再繫上一條草繩，由後面紅衛兵牽着。喊口號舉大旗的走在兩側，我拿着小標語旗子，走在遊行隊伍中間，途經漕溪北路、衡山路、華山路、徐光啓墓區等，沿路反覆呼喊:‘砸爛徐家彙天主堂’，‘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口號。口號聲浪震撼周圍大街小巷，不一會引來四面八方的人羣，人羣中有人把垃圾扔向戴着半米高帽子的‘牛鬼蛇神’。更激進的，是衝上前踢上幾腳，再吐上幾口痰，還有更甚者......當遊街隊伍剛過徐光啓墓區時，一個四十出頭、身強力壯的男人，衝進遊行隊伍裏細看掛牌，當看到主教張家樹的時候，突然激動起來，先是罵死罵孃的一堆下流話，似冤家對頭，緊接着拳打腳踢，似路見仇人。要不是我和另外兩個紅衛兵強行把他拖開，張主教也許會被打死，因爲他一下被打了得跪地而倒，鼻子和嘴巴在流血，高帽子被拋，胸前的木牌被打成兩半，一半掉在地上，另一半還搭在脖子上。‘兇手’窩着腫大的血手，說道:‘要不是那塊木牌，我早就結果了他。’遊行隊伍也因‘兇手’的到來而停下。當‘兇手’在衆目睽睽下行兇後，又大大咧咧離開時，那些造反派和紅衛兵眼睛都只會盯着看‘兇手’。我本能地喝道:‘你打傷了人不要走！’卻無人迴音，我突然感到他們把‘兇手’當英雄了，世界真的變了.......”
于吉星的這篇文章，是對當時這場劫難的一手記錄，充滿了細節，使人讀之觸目驚心。接下來，他談到了教堂慘遭破壞的情形：
“教堂前的廣場上燃起了一個大火堆，造反派正在焚燒從教堂裏搬出的聖品和文物，剛纔被遊斗的‘牛鬼蛇神’們都跪在一旁。我用力擠過去看，剛纔那8個戴高帽子的現在只留下6個了，他們成了比撿垃圾的還髒的人，身上除了垃圾還粘滿痰液，一些新痰液正從高帽子邊頭髮上流到被打腫的臉上，混合了汗水發出嘔心的臭味。我彆扭地彎下腰細細觀看，因爲新增加的暴力所產生的恐懼，使他們的臉扭曲得無法認出，有的瞳孔已擴大，眼珠死巴巴地盯着地上，就像快要死的人，長時間肉體的摧殘折磨已使他們快堅持不住了。”
三、劫難中的衆生相
于吉星的記錄中，還講述了更多可怕的細節：
“有一人腿在流血，我本能地問是誰打的?馬上有人搭話:‘是個北京女紅衛兵用皮帶抽的。’‘好人於壞人，活該。’‘有一個人被打傷已經拖走了。’我問道:‘是誰?’有人回答：‘他的木牌寫着:“李光明”’，他把高帽子拿掉擦去粘滿的痰液，被北京紅衛兵發現，於是被戴上吐痰的痰盂，他又拿掉，於是就被用那銅痰盂打暈了。’這種人格侮辱、精神折磨和肉體摧殘太慘無人道了。突然，我看到跪着的神職人員中有一人躺倒在地上，快要死了，我馬上過去看看，人羣中馬上又七嘴八舌起來:‘他是裝死’，‘天主教是鴉片，誰叫他去喫的’。然而，我怎麼也想不到的是，這個瘦得皮包骨頭的修士竟是個盲人，虛弱的身體被折磨得快沒有心跳了，我毫不費勁就把他抱起來，又禁不住對着圍觀的人羣喝道:‘他是瞎子!你們也是瞎子?’很快，人羣中擠過來兩個婦女幫助我照顧這修士。”
從上面的這些記述可以知道，當時那些殘酷的打人、侮辱人行爲中，最爲兇殘的部分就是由北京紅衛兵來做的。在破壞教堂的人羣中，也有人良知尚存，照顧了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修士。凡此種種描述，勾勒出了那個瘋狂場景之下的衆生相。
于吉星接着記述他在當時的見聞，說道：
“我從北邊的大門擠進了教堂。啊上帝!這個寬30多米，深80多米，高有20多米，曾經容納3000多人聽神父講經的大堂，現在一眼望去到處都是拼命在打砸，遍地都是剛纔人爲產生的破碎物，砸打聲和玻璃破爆聲響個不停，就像到了地震災區。幾百個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已經在此，創歷史記錄地進行着暴力破壞。工人造反派手上的工具大多來自自己廠裏，而紅衛兵們則就地取材，他們在緊連教堂後的住房裏，把那些神父修女們牀上用來壓帳的實心棍和支撐牀架的鐵條都拿來，成了手上的工具。”
（以上引用的于吉星文章內容，見於于吉星：《徐家彙教堂蒙難記》，禁聞網，2019年3月2日）
于吉星的文章當中，還有不少充滿細節的描述，非常具有衝擊性地展示了那場發生在1966年8月23日的暴行，在這裏我們就不一一去讀了。事實上，紅衛兵破壞徐家彙大教堂只是當時的上海所發生的大量類似事件中的一個。
值得注意的是，于吉星的記錄中提到，參加了這場破壞行動的人，包括了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當時的上海擁有大量的產業工人，這些工人對文革的政治態度究竟是怎樣的呢？事實上，當時的上海工人與從北京南下的紅衛兵們有不少互動，而這背後又涉及了更爲複雜的權力鬥爭。此後，到了1966年10月，隨着第三批北京紅衛兵到達上海，這種權力鬥爭隨之變得更爲激烈和複雜，上海的工人在當地文革運動中的地位也變得越來越重要了。關於這些問題，在下一講當中，我們會進行更爲詳細的講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