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前几次節目中介紹了馬共領袖之一的余柱業來到中國的經過和中共文革對馬共內部權力斗爭的影響。1968年，為了加強對東南亞國家的宣傳，迎接世界革命的早日到來，毛澤東批准在中國建立一個以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為重點的電台，名為“馬來亞革命之聲”，用華語，英語，馬來語和泰米爾語廣播。這個電台的地址選在湖南四方山岳橋。余柱業也离開北京前往四方山，擔任馬共電台党委委員，華文部主任。
余柱業在“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工作的時間從1968年到1981年，正好是中共文化大革命從高潮進入困境，文革真相逐漸暴露的時候。在這段時間里，盡管電台辦得有聲有色，其慷慨激昂的宣傳不但吸引了東南亞很多對現實不滿的青年，而且也在中國兩廣，云南和海南島等地的青年中產生了影響，一些人甚至离開中國參加東南亞的武裝斗爭。但也是在這段時間里，余柱業和馬共党內的其他領導人從各個方面了解到文革中党內斗爭的殘酷和社會生活的黑暗，對中共的革命產生了濃厚的幻滅，從而對在中共影響和支持下發展起來的馬來亞革命的前途產生了悲觀和怀疑。
但對余柱業來說，中共在毛澤東死后變化在思想上產生的沖擊更大。1980年，鄧小平改變了中共世界戰略，為了和東南亞國家改善關系，對外國共產党在中國的結构和活動采取所謂“一刀切”的政策，不再給与支持。鄧小平親自召見馬共總書記陳平，宣布中共要限期撤銷“馬來亞革命之聲”，原馬共成員回馬來西亞打游擊，愿意留在中國的也可以，但不能從事政治活動。余柱業留在了中國，中共把他就近安排到長沙鐵道學院教授英文。余柱業一到長沙就和馬共實際上脫离了組織關系，從此沒有再過組織生活。余柱業在長沙鐵道學院從1981年工作到1989年，這又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經歷天翻地覆的時刻。在這段時間里，余柱業逐步恢复了一個善于思考的知識分子的本色，對自己一生的經歷，對馬共革命、對中共革命都有了一些深入的思考。
1989年12月，余柱業面臨人生一個重大選擇。當時中共和新加坡就建立外交關系在進行談判，他的老同學，擔任新加坡政府副總理的吳慶瑞博士通過中共方面找到他，請他為新加坡提供建交談判的咨詢。吳慶瑞還表示愿意幫助余柱業在中國長大的兩個女兒回新加坡生活和工作。吳慶瑞的這個邀請代表了新加坡政府的一個政治姿態，向前政治對手伸出橄欖枝。吳慶瑞還熱情勸說余柱業也回新加坡安渡晚年，表示新加坡政府會撤銷有關不准他回國的禁令。
要不要接受這個邀請，對于余柱業來說顯然超出了晚年生活安排的意義。他一輩子和新加坡政府作斗爭，現在國際共運大勢已去，事實証明馬共的事業已經失敗，而新加坡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卻蒸蒸日上，政治穩定非常穩定。兩相對比，是非一目了然。余柱業就此事向馬共總書記陳平請示。陳平當時雖然人還在馬泰邊境的游擊區，但也看到國際共運的全盤失敗，開始計划和馬來西亞政府談判，准備下山。因此他對余柱業的請示沒有表態。在這個情況下，余柱業冒著被罵為“叛徒”的風險接受邀請，回到新加坡。之后，他擔任東亞哲學研究所的研究員一直到1995年去世。
那么，一生獻給革命的余柱業晚年對革命有些什么思考呢？我們在下一次時間中再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