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舒心
“說到愚人節,使我想起報紙上登過的一條新聞:國外科學家用牛的基因和西紅柿做了一個雜種,……用這種牛西紅柿做的番茄醬帶有牛奶的味道,果皮還可以做鞋子。……有一些時期,每一天都是愚人節。我在這樣的氣氛裡長大。有一天,上級號召大家去插隊,到廣闊天地裡,‘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我就去了,直到現在也沒有考究一下,自己的心臟是否因此更紅了一些。這當然也是個很特別的時期。消極地回顧自己的經歷是不對的,悲觀、頹廢、懷疑都是不對的。但我做的事不是這樣,我正在從這些事件中尋找積極的結論,這就完全不一樣了。”
以上這一段文字,是摘錄自中國作家王小波的雜文作品《思維的樂趣》。
在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的愚人節之時,讀到這樣的文字,實在令人百感交集。王小波以充滿反諷的文字,指出“有一些時期,每一天都是愚人節”,而那一些時期,正是中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人民包括王小波在內,都被空前地、集體地愚弄了。許多愚人節式的狂想故事,也正是在那個時期弄假成真,給國家、民族帶來數不盡的災難。
有“中國喬伊斯”之譽的作家王小波,以文化大革命的記憶為素材,用他特有的幽默而深刻的筆調,寫出一系列理性的反思雜文,最近由其夫人李銀河編選成專集《思維的樂趣》,可讀性非常之高。
全書共收入王小波的雜文作品四十七篇,每一篇都展示出作家與眾不同的獨立思考。嚴肅的論題,戲謔的口吻,無情的諷刺,卻又能一層又一層地揭露真相,發人深省。在《知識分子的不幸》一文中,作家寫道:“什麼是知識分子最駭怕的事?……那就是:‘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謂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是拉瓦錫上斷頭臺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我認為,知識分子的長處只是會以理服人,假如不講理,他就沒有長處,只有短處,活著沒意思,不如死掉。” ……還有一支出於“狂信”的歌曲,歌詞如下: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就是好!
就是好來就是好啊,
就是好!
這四個“就是好”,無疑根絕了講任何道理的可能性。因為狂信,人就不想講道理。我個人以為,無理可講比屍橫遍野更糟;而且,只要到了無理可講的地步,肯定也要屍橫遍野,‘文化革命’裡就死人不少,還造成了全民知識水平的大倒退。”
以這樣的文字來反思文化大革命,一針見血,深刻透徹。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無理可講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成為最大的受迫害的一群,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狂信”的最大悲劇。
然而,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經四十年了,但事過境未遷,那種對國家民族造成極大傷害的創痛,依然長留於人心。在這樣的時刻,來讀王小波的雜文,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確是別有一種刻骨銘心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