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舒心
“說到愚人節，使我想起報紙上登過的一條新聞：國外科學家用牛的基因和西紅柿做了一個雜種，……用這種牛西紅柿做的番茄醬帶有牛奶的味道，果皮還可以做鞋子。……有一些時期，每一天都是愚人節。我在這樣的氣氛裡長大。有一天，上級號召大家去插隊，到廣闊天地裡，‘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我就去了，直到現在也沒有考究一下，自己的心臟是否因此更紅了一些。這當然也是個很特別的時期。消極地回顧自己的經歷是不對的，悲觀、頹廢、懷疑都是不對的。但我做的事不是這樣，我正在從這些事件中尋找積極的結論，這就完全不一樣了。”
以上這一段文字，是摘錄自中國作家王小波的雜文作品《思維的樂趣》。
在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的愚人節之時，讀到這樣的文字，實在令人百感交集。王小波以充滿反諷的文字，指出“有一些時期，每一天都是愚人節”，而那一些時期，正是中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人民包括王小波在內，都被空前地、集體地愚弄了。許多愚人節式的狂想故事，也正是在那個時期弄假成真，給國家、民族帶來數不盡的災難。
有“中國喬伊斯”之譽的作家王小波，以文化大革命的記憶為素材，用他特有的幽默而深刻的筆調，寫出一系列理性的反思雜文，最近由其夫人李銀河編選成專集《思維的樂趣》，可讀性非常之高。
全書共收入王小波的雜文作品四十七篇，每一篇都展示出作家與眾不同的獨立思考。嚴肅的論題，戲謔的口吻，無情的諷刺，卻又能一層又一層地揭露真相，發人深省。在《知識分子的不幸》一文中，作家寫道：“什麼是知識分子最駭怕的事？……那就是：‘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謂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是拉瓦錫上斷頭臺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我認為，知識分子的長處只是會以理服人，假如不講理，他就沒有長處，只有短處，活著沒意思，不如死掉。” ……還有一支出於“狂信”的歌曲，歌詞如下：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就是好！
就是好來就是好啊，
就是好！
這四個“就是好”，無疑根絕了講任何道理的可能性。因為狂信，人就不想講道理。我個人以為，無理可講比屍橫遍野更糟；而且，只要到了無理可講的地步，肯定也要屍橫遍野，‘文化革命’裡就死人不少，還造成了全民知識水平的大倒退。”
以這樣的文字來反思文化大革命，一針見血，深刻透徹。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無理可講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成為最大的受迫害的一群，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狂信”的最大悲劇。
然而，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經四十年了，但事過境未遷，那種對國家民族造成極大傷害的創痛，依然長留於人心。在這樣的時刻，來讀王小波的雜文，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確是別有一種刻骨銘心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