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知識分子的煉獄求生記--評黃慶雲《我的文化大革命》
2006.05.05
主持人﹕舒心
粵港知名作家黃慶雲，以“雲姊姊”的筆名，長期從事兒童文學的寫作、教學和研究工作。她一九三九年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一九四八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獲得碩士學位。之後，回香港創辦第一本兒童文學專刊《新兒童》，深受港澳、大陸和東南亞小讀者歡迎。五十年代，她與著名文學評論家周鋼鳴結婚，雙雙到大陸工作和生活，經歷了所謂“史無前例、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最近，在文化大革命四十週年之際，她將自身的經歷，寫成《我的文化大革命》一書，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地處嶺南的廣東省，在文化大革命來臨的時候，可算是文化人，尤其是作家們的慘受打擊重災區，但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文人作家們，並不願意向惡勢力屈服。黃慶雲在該書的“序幕” 篇，記錄了這樣的“場景”：
“有一天，我被安排到暨南大學參加一個鬥爭大會。鬥爭對象是校長楊匡華和幾位作家：陳殘雲、秦牧、麗尼和楊嘉，他們都是掛著大黑牌登台。我的位子比較近台前，對鬥爭的情況看得比較清楚。
大會主持人：秦牧，你到過暨南大學演講，對學生大放其毒，是不是？
台下：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秦牧：啊？
大會主持人：你說過，許多流傳至今，仍為人所喜愛的文學作品，就有值得學習的地方，是不是？
秦牧：是的。
大會主持人：你厚古薄今，向學生放毒，該當何罪？
秦牧：（徐徐把頭抬起） 這話是有理由的。因為作品如無可取之處，就不會流傳至今。
大會主持人：（由於他面對群眾，秦的表情他看不見，秦的答話又為主持者自己的聲音蓋過了，就習慣性的喊叫）秦牧有罪！
台下：罪該萬死！”
無辜的文人、作家，被列為文化大革命的殘酷鬥爭對象。隨著文革的深入發展，他們被一批批地強令到“五、七幹校”去接受勞動改造，黃慶雲和丈夫周鋼鳴不期然也被押送入同一所由監獄改成的“幹校”中去，但這決不是一般的夫妻相聚：
“叫我出乎意料之外的，在這裡，我竟然與我的丈夫周鋼鳴相遇了。之前，他是作為文藝黑線人物被押送到警司裡扣留起來的。
“我們的相遇就在毛主席像下。我在我們革命幹部隊伍中，他在他的‘牛、鬼、蛇、神’ 隊伍中。兩行隊伍，相距只有咫尺。這咫尺卻比‘天河’還闊，豈止不能片語傳情，連目光也不敢互相交換。”
全書以簡潔、生動的文字，如實地寫出了當年知識分子在煉獄般的五、七幹校裡備受靈魂煎熬，掙扎求存的痛苦歷程。作者指出：“我敢告訴你，這裡說的全是事實。每一個字，甚至每一個標點符號都是真實的。”
至於寫這一本書的目的，也非常明確：“文化大革命四十年了，幹校悠長的三年，遠不是這區區的數萬字可以概括。這只是巨大海嘯過後的幾點水斑。巴金曾莊嚴地提出建立一個文化大革命博物館，到現在，連文化大革命博物館的建議者巴金也逝世了，他所期待的博物館也許會隨風而逝。我不能等到它放下第一塊奠基的石頭那一天，只好將那三年的回憶講出來。當人們回憶那一段慘痛的日子時，這些回憶能夠或為細碎的磚瓦，放到人們想念中的博物館裡面，起著凝聚教訓，啟迪反思的一點點的作用，那我就感到滿足了。”
作為這本書的讀者之一，我深深地慶幸這本書能在此時此刻出版，並且相信，將一定可以達到作者所預期的目的和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