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知識分子的煉獄求生記--評黃慶雲《我的文化大革命》


2006.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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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舒心

粵港知名作家黃慶雲,以“雲姊姊”的筆名,長期從事兒童文學的寫作、教學和研究工作。她一九三九年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一九四八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獲得碩士學位。之後,回香港創辦第一本兒童文學專刊《新兒童》,深受港澳、大陸和東南亞小讀者歡迎。五十年代,她與著名文學評論家周鋼鳴結婚,雙雙到大陸工作和生活,經歷了所謂“史無前例、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最近,在文化大革命四十週年之際,她將自身的經歷,寫成《我的文化大革命》一書,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地處嶺南的廣東省,在文化大革命來臨的時候,可算是文化人,尤其是作家們的慘受打擊重災區,但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文人作家們,並不願意向惡勢力屈服。黃慶雲在該書的“序幕” 篇,記錄了這樣的“場景”:

“有一天,我被安排到暨南大學參加一個鬥爭大會。鬥爭對象是校長楊匡華和幾位作家:陳殘雲、秦牧、麗尼和楊嘉,他們都是掛著大黑牌登台。我的位子比較近台前,對鬥爭的情況看得比較清楚。

大會主持人:秦牧,你到過暨南大學演講,對學生大放其毒,是不是?

台下: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秦牧:啊?

大會主持人:你說過,許多流傳至今,仍為人所喜愛的文學作品,就有值得學習的地方,是不是?

秦牧:是的。

大會主持人:你厚古薄今,向學生放毒,該當何罪?

秦牧:(徐徐把頭抬起) 這話是有理由的。因為作品如無可取之處,就不會流傳至今。

大會主持人:(由於他面對群眾,秦的表情他看不見,秦的答話又為主持者自己的聲音蓋過了,就習慣性的喊叫)秦牧有罪!

台下:罪該萬死!”

無辜的文人、作家,被列為文化大革命的殘酷鬥爭對象。隨著文革的深入發展,他們被一批批地強令到“五、七幹校”去接受勞動改造,黃慶雲和丈夫周鋼鳴不期然也被押送入同一所由監獄改成的“幹校”中去,但這決不是一般的夫妻相聚:

“叫我出乎意料之外的,在這裡,我竟然與我的丈夫周鋼鳴相遇了。之前,他是作為文藝黑線人物被押送到警司裡扣留起來的。

“我們的相遇就在毛主席像下。我在我們革命幹部隊伍中,他在他的‘牛、鬼、蛇、神’ 隊伍中。兩行隊伍,相距只有咫尺。這咫尺卻比‘天河’還闊,豈止不能片語傳情,連目光也不敢互相交換。”

全書以簡潔、生動的文字,如實地寫出了當年知識分子在煉獄般的五、七幹校裡備受靈魂煎熬,掙扎求存的痛苦歷程。作者指出:“我敢告訴你,這裡說的全是事實。每一個字,甚至每一個標點符號都是真實的。”

至於寫這一本書的目的,也非常明確:“文化大革命四十年了,幹校悠長的三年,遠不是這區區的數萬字可以概括。這只是巨大海嘯過後的幾點水斑。巴金曾莊嚴地提出建立一個文化大革命博物館,到現在,連文化大革命博物館的建議者巴金也逝世了,他所期待的博物館也許會隨風而逝。我不能等到它放下第一塊奠基的石頭那一天,只好將那三年的回憶講出來。當人們回憶那一段慘痛的日子時,這些回憶能夠或為細碎的磚瓦,放到人們想念中的博物館裡面,起著凝聚教訓,啟迪反思的一點點的作用,那我就感到滿足了。”

作為這本書的讀者之一,我深深地慶幸這本書能在此時此刻出版,並且相信,將一定可以達到作者所預期的目的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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