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知识分子的炼狱求生记--评黄庆云《我的文化大革命》
2006.05.05
主持人﹕舒心
粤港知名作家黄庆云，以“云姊姊”的笔名，长期从事儿童文学的写作、教学和研究工作。她一九三九年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一九四八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回香港创办第一本儿童文学专刊《新儿童》，深受港澳、大陆和东南亚小读者欢迎。五十年代，她与著名文学评论家周钢鸣结婚，双双到大陆工作和生活，经历了所谓“史无前例、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最近，在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她将自身的经历，写成《我的文化大革命》一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地处岭南的广东省，在文化大革命来临的时候，可算是文化人，尤其是作家们的惨受打击重灾区，但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文人作家们，并不愿意向恶势力屈服。黄庆云在该书的“序幕” 篇，记录了这样的“场景”：
“有一天，我被安排到暨南大学参加一个斗争大会。斗争对象是校长杨匡华和几位作家：陈残云、秦牧、丽尼和杨嘉，他们都是挂著大黑牌登台。我的位子比较近台前，对斗争的情况看得比较清楚。
大会主持人：秦牧，你到过暨南大学演讲，对学生大放其毒，是不是？
台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秦牧：啊？
大会主持人：你说过，许多流传至今，仍为人所喜爱的文学作品，就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是不是？
秦牧：是的。
大会主持人：你厚古薄今，向学生放毒，该当何罪？
秦牧：（徐徐把头抬起） 这话是有理由的。因为作品如无可取之处，就不会流传至今。
大会主持人：（由于他面对群众，秦的表情他看不见，秦的答话又为主持者自己的声音盖过了，就习惯性的喊叫）秦牧有罪！
台下：罪该万死！”
无辜的文人、作家，被列为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斗争对象。随著文革的深入发展，他们被一批批地强令到“五、七干校”去接受劳动改造，黄庆云和丈夫周钢鸣不期然也被押送入同一所由监狱改成的“干校”中去，但这决不是一般的夫妻相聚：
“叫我出乎意料之外的，在这里，我竟然与我的丈夫周钢鸣相遇了。之前，他是作为文艺黑线人物被押送到警司里扣留起来的。
“我们的相遇就在毛主席像下。我在我们革命干部队伍中，他在他的‘牛、鬼、蛇、神’ 队伍中。两行队伍，相距只有咫尺。这咫尺却比‘天河’还阔，岂止不能片语传情，连目光也不敢互相交换。”
全书以简洁、生动的文字，如实地写出了当年知识分子在炼狱般的五、七干校里备受灵魂煎熬，挣扎求存的痛苦历程。作者指出：“我敢告诉你，这里说的全是事实。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真实的。”
至于写这一本书的目的，也非常明确：“文化大革命四十年了，干校悠长的三年，远不是这区区的数万字可以概括。这只是巨大海啸过后的几点水斑。巴金曾庄严地提出建立一个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到现在，连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的建议者巴金也逝世了，他所期待的博物馆也许会随风而逝。我不能等到它放下第一块奠基的石头那一天，只好将那三年的回忆讲出来。当人们回忆那一段惨痛的日子时，这些回忆能够或为细碎的砖瓦，放到人们想念中的博物馆里面，起著凝聚教训，启迪反思的一点点的作用，那我就感到满足了。”
作为这本书的读者之一，我深深地庆幸这本书能在此时此刻出版，并且相信，将一定可以达到作者所预期的目的和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