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知识分子的炼狱求生记--评黄庆云《我的文化大革命》


2006-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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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舒心

粤港知名作家黄庆云,以“云姊姊”的笔名,长期从事儿童文学的写作、教学和研究工作。她一九三九年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一九四八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回香港创办第一本儿童文学专刊《新儿童》,深受港澳、大陆和东南亚小读者欢迎。五十年代,她与著名文学评论家周钢鸣结婚,双双到大陆工作和生活,经历了所谓“史无前例、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最近,在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她将自身的经历,写成《我的文化大革命》一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地处岭南的广东省,在文化大革命来临的时候,可算是文化人,尤其是作家们的惨受打击重灾区,但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文人作家们,并不愿意向恶势力屈服。黄庆云在该书的“序幕” 篇,记录了这样的“场景”:

“有一天,我被安排到暨南大学参加一个斗争大会。斗争对象是校长杨匡华和几位作家:陈残云、秦牧、丽尼和杨嘉,他们都是挂著大黑牌登台。我的位子比较近台前,对斗争的情况看得比较清楚。

大会主持人:秦牧,你到过暨南大学演讲,对学生大放其毒,是不是?

台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秦牧:啊?

大会主持人:你说过,许多流传至今,仍为人所喜爱的文学作品,就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是不是?

秦牧:是的。

大会主持人:你厚古薄今,向学生放毒,该当何罪?

秦牧:(徐徐把头抬起) 这话是有理由的。因为作品如无可取之处,就不会流传至今。

大会主持人:(由于他面对群众,秦的表情他看不见,秦的答话又为主持者自己的声音盖过了,就习惯性的喊叫)秦牧有罪!

台下:罪该万死!”

无辜的文人、作家,被列为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斗争对象。随著文革的深入发展,他们被一批批地强令到“五、七干校”去接受劳动改造,黄庆云和丈夫周钢鸣不期然也被押送入同一所由监狱改成的“干校”中去,但这决不是一般的夫妻相聚:

“叫我出乎意料之外的,在这里,我竟然与我的丈夫周钢鸣相遇了。之前,他是作为文艺黑线人物被押送到警司里扣留起来的。

“我们的相遇就在毛主席像下。我在我们革命干部队伍中,他在他的‘牛、鬼、蛇、神’ 队伍中。两行队伍,相距只有咫尺。这咫尺却比‘天河’还阔,岂止不能片语传情,连目光也不敢互相交换。”

全书以简洁、生动的文字,如实地写出了当年知识分子在炼狱般的五、七干校里备受灵魂煎熬,挣扎求存的痛苦历程。作者指出:“我敢告诉你,这里说的全是事实。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真实的。”

至于写这一本书的目的,也非常明确:“文化大革命四十年了,干校悠长的三年,远不是这区区的数万字可以概括。这只是巨大海啸过后的几点水斑。巴金曾庄严地提出建立一个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到现在,连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的建议者巴金也逝世了,他所期待的博物馆也许会随风而逝。我不能等到它放下第一块奠基的石头那一天,只好将那三年的回忆讲出来。当人们回忆那一段惨痛的日子时,这些回忆能够或为细碎的砖瓦,放到人们想念中的博物馆里面,起著凝聚教训,启迪反思的一点点的作用,那我就感到满足了。”

作为这本书的读者之一,我深深地庆幸这本书能在此时此刻出版,并且相信,将一定可以达到作者所预期的目的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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