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书评：这是最后的斗争？--介绍“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犯法：中国旧工业区和新工业区的劳工抗争》
2007.11.02
中国被誉为世界工厂，劳工供不应求，劳工待遇理应逐年改善。但现实是，劳工权益受到残踏的案件比比皆是。单是二零零五年，上街抗议的工人超过一百六十万，有调查亦显示，四分三民工曾经拿不到工资，难怪近十年来，内地工人的抗争行动此起彼落，不绝如缕。
李静君的英文新著－“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y Ching Kwan Lee”（《犯法：中国旧工业区和新工业区的劳工抗争》）正是要大家正视和谐社会不能不面对的劳工权益问题。作者以辽宁及广东两地为例，剖析中国由社会主义企业转型走向资本主义生产期间，不同地区劳工所遇到的难题、问题的根源和抗争的手法。
作者认为，辽宁和广东两地劳工的抗争手法不同，是由于企业性质和劳工背景不同所致。辽宁地处东北，是传统国营企业的重镇，由于经营不善，加上官员舞弊，令不少企业濒临破产边缘，财政水深火热，员工薪津不保。下岗者薪金被拖欠，失业救济缺款，加上社会保障不足，令他们朝不保夕，而在职者随\x{7740}制度变革，薪俸福利待遇下降，遇上官吏腐败，中饱私囊，连应有的人工亦消失于无形。这批资深工人长年生活于社会主义体制，由摇篮到坟墓，都得到国家照顾，在新制度下自然是失落者。他们的不满岂只是经济损失，更有被出卖遗弃的感觉。新制度的无情无义令他们满怀愤恨，只有走上街头。
如果说辽宁工人的抗争充满绝望，广州的劳工行动则纲目清晰，是反歧视、反剥削的抗争。根据作者的分析，不少行业的员工，有七至八成来自其他省份。他们从不寄望得到社会主义的福利照顾，却不能忍受雇主无法无天的对待，克扣工资、不付保险供款以至工作条件差劣，可谓无日无之。他们不是要求福利，而是反对雇主剥削和政府歧视。不过，不少外地民工都会首先诉诸法律途径讨回公道，他们要求官方调停，或者入\x{7980}法院，讨回公道，以至要求国家保护其权益。直至这些方法都于事无补，他们才会诉诸社会行动。
作者认为两地抗争的要求和手法都不同，但有三点共通之处。一是他们都诉诸法律公义，指陈贪官污吏的不义不法；二是工人的抗争都只限于一时一地，甚至限于所属企业，无法扩散；三是针对地方政府及官员，而不是中央政府。
作者分析，这些抗争行动虽然与日俱增，但不论南北，都限制重重，究其原因，是国家政策双管齐下所致。一方面，中央下放权力，让地方发展经济，向外招商，搞活企业，趁势从中取利。另一方面，国家的政治认受性，不再依靠领导威信、理想主义或者暴力，而是以民为本的政策，依法治国的管治。因此，中央除了向地方放权让利，也同时立法保障劳工权益，并要求地方政府落实法规，以平息纷争，保持社会和谐。奈何不少地方政权重利轻义，置法律于不顾，也置劳工死活于不理，才引发众多的劳工抗争。
正如作者所言，由于中央主张法治，也授权地方执行法律，因此，劳工运动只针对地方，工人也懂得援引法律，声声指责贪官犯法，直斥他们目无法纪。无疑，地方政权必定首当其冲，但工潮亦因此只限于一时一地，加上中央对工人组织严密设防，无法出现跨地域的工人运动。看来，零散的工人抗争将会持续不断，但工人运动的前景依然并不明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