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胡平發表了一篇題為“犬儒主義：當代中國的精神危機”的長文，對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被鎮壓和90年代市場化改革以後中國社會的種種精神和道德現象作了精闢的分析，值得在這裡再作一點介紹。
犬儒主義起初是古希臘的一個哲學派別，它憤世嫉俗，揭穿世俗的偽善，追求心靈的解放，本來是很嚴肅的人生觀。但後來的犬儒主義者卻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從批判偽善、虛假和做作發展到否認人世間有真正的真、善和正義，從憤世嫉俗走到玩世不恭，認為任何漂亮的言詞背後都是自私自利，任何高尚的理想都是騙人的偽裝。
從表面上看，這個意義上的犬儒主義似乎比它的早期代表對現實的批判更為徹底，但實際上，這是為完全和現實同流合污鋪平了道路，遠比它所批判的虛假和偽善對道德和良知有更大的危害。胡平指出，在這種犬儒主義者那裡，“既然無所謂高尚，也就無所謂下賤。既然沒有什麼東西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沒有什麼東西是要不得的。”
很多犬儒主義者並不是生來如此。恰恰相反，胡平認為他們原來很可能不但是理想主義者，而且是非常激烈和偏激的理想主義者。他們對待自己理想的態度不但使得他們看待世界和實際生活的眼光非常單純和偏狹，而且不能接受其他理想的存在，不承認可以有不同的理想。這樣，一旦他們的理想在現實中碰壁，他們就很可能走向另一個極端，認為既然自己的那個理想是唯一崇高的，那麼它的不能實現就意味著現實生活中不再有崇高的東西，從而放棄理想和追求。用他們的話說：“世界既然是一場大荒謬、大玩笑，我也只有以荒謬和玩笑對待它。”
我們常常聽到很多自認為已經看透人生的犬儒主義者這樣回顧自己的過去：“我從前真傻，我真的相信過這個真的崇拜過那個”等等。而恰恰是那些並沒有狂熱地信奉過一種單一政治理想、對很多種不同的價值和理念都抱著寬容態度的人，反而在社會告別了理想主義的狂熱後更容易保留著最純樸的對美好價值的信念。 當然，也有很多犬儒主義者原來就不是一個真誠或者是極端的理想主義者，他們從來就不相信任何高尚的東西，更不是一個心胸開放、能夠容忍不同價值觀念的人。對於這些人來說，理想主義的失敗只不過更增強了他們原來就有的對於人性的陰暗看法。他們會嘲笑那些過去的理想主義者和現在的犬儒主義者說：“那些傻瓜還真的相信過那些鬼話。我從來就沒有信過……
那麼，作為一種人生態度，犬儒主義和處於後極權時期的專制統治又有什麼關係呢？
胡平舉了美國學者赫德裡克.密斯的《俄國人》一書中的一些事例。赫德裡克這本書出版於1976年，當時共產主義理想和意識形態在蘇聯已經沒有多少人相信，但黨和政府仍然用口頭上是否相信作為衡量對現政權的政治忠誠的方法。長期的雙重標準造就了雙重人格，很多蘇聯人不但習慣了口是心非和說謊欺騙，並把它當作看破紅塵、政治成熟的標誌。有一個蘇共少壯派官員就是這樣：他一方面抨擊黨的腐敗和專權，但另一方面又為自己置身於統治階層而自豪；他無論如何不願意回到斯大林的恐怖年代，但又欽佩斯大林奠定了蘇聯強大的國家組織和軍事機器的基礎；他很樂於私下向別人顯示自己思想如何解放、如何不相信官方教條，但又從來不會在正式場合表達他的非正統觀點。他和很多蘇聯官員一樣，當有機會和西方人士接觸時，常常對西方人的天真和理想主義感到非常不理解。他們會用一種似乎是成年人在兒童面前的口吻說：怎麼你們還在相信那些連我們都早就不信了的東西？
從這個蘇聯少壯官員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今天中共體制內很多在80和90年代掌權的官員的影子。他們常常嘲笑那些認為他們仍然相信官方正統意識形態的人。有人甚至說如果你仍然認為我們還相信那些東西，那是太低估了我們的智力。他們私下的言談大膽得讓人吃驚，但一旦觸及到任何關鍵和敏感的現實問題時他們又總是在拐了一個彎以後又回到現體制的立場上來。例如對“六四”，他們會說開槍固然不對，但放任學生更糟；對政治體制，他們會說一黨專政當然太落後，但民主選舉卻更危險；談到言論自由，他們又會說不讓人講話確實霸道，但中國這麼大沒有一個主旋律也太亂糟糟。
總之一句話：在這些人那裡，談論現政權在道義上的合法性是一個迂腐的問題，因為他們比你更理解這個體制更討厭這個體制。但沒有辦法，它是唯一可行和現實的選擇。這就是後極權時代的犬儒主義在政治上的表現之一：政府裝模做樣地在統治，人們裝模做樣地在服從，沒有人會傻到相信那些公開宣稱的東西，但大聲說出皇帝沒有穿衣服比相信他穿了一件漂亮的新衣更愚蠢。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不要再指望一個“好”政府，能有現在這樣一個已經不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