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主义:现代中国的精神危机(上)-- 寒山


2005.09.15

1998年,胡平发表了一篇题为“犬儒主义: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的长文,对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被镇压和90年代市场化改革以后中国社会的种种精神和道德现象作了精辟的分析,值得在这里再作一点介绍。

犬儒主义起初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它愤世嫉俗,揭穿世俗的伪善,追求心灵的解放,本来是很严肃的人生观。但后来的犬儒主义者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批判伪善、虚假和做作发展到否认人世间有真正的真、善和正义,从愤世嫉俗走到玩世不恭,认为任何漂亮的言词背后都是自私自利,任何高尚的理想都是骗人的伪装。

从表面上看,这个意义上的犬儒主义似乎比它的早期代表对现实的批判更为彻底,但实际上,这是为完全和现实同流合污铺平了道路,远比它所批判的虚假和伪善对道德和良知有更大的危害。胡平指出,在这种犬儒主义者那里,“既然无所谓高尚,也就无所谓下贱。既然没有什么东西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是要不得的。”

很多犬儒主义者并不是生来如此。恰恰相反,胡平认为他们原来很可能不但是理想主义者,而且是非常激烈和偏激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对待自己理想的态度不但使得他们看待世界和实际生活的眼光非常单纯和偏狭,而且不能接受其他理想的存在,不承认可以有不同的理想。这样,一旦他们的理想在现实中碰壁,他们就很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既然自己的那个理想是唯一崇高的,那么它的不能实现就意味著现实生活中不再有崇高的东西,从而放弃理想和追求。用他们的话说:“世界既然是一场大荒谬、大玩笑,我也只有以荒谬和玩笑对待它。”

我们常常听到很多自认为已经看透人生的犬儒主义者这样回顾自己的过去:“我从前真傻,我真的相信过这个真的崇拜过那个”等等。而恰恰是那些并没有狂热地信奉过一种单一政治理想、对很多种不同的价值和理念都抱著宽容态度的人,反而在社会告别了理想主义的狂热后更容易保留著最纯朴的对美好价值的信念。 当然,也有很多犬儒主义者原来就不是一个真诚或者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从来就不相信任何高尚的东西,更不是一个心胸开放、能够容忍不同价值观念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理想主义的失败只不过更增强了他们原来就有的对于人性的阴暗看法。他们会嘲笑那些过去的理想主义者和现在的犬儒主义者说:“那些傻瓜还真的相信过那些鬼话。我从来就没有信过……

那么,作为一种人生态度,犬儒主义和处于后极权时期的专制统治又有什么关系呢?

胡平举了美国学者赫德里克.密斯的《俄国人》一书中的一些事例。赫德里克这本书出版于1976年,当时共产主义理想和意识形态在苏联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但党和政府仍然用口头上是否相信作为衡量对现政权的政治忠诚的方法。长期的双重标准造就了双重人格,很多苏联人不但习惯了口是心非和说谎欺骗,并把它当作看破红尘、政治成熟的标志。有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就是这样:他一方面抨击党的腐败和专权,但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置身于统治阶层而自豪;他无论如何不愿意回到斯大林的恐怖年代,但又钦佩斯大林奠定了苏联强大的国家组织和军事机器的基础;他很乐于私下向别人显示自己思想如何解放、如何不相信官方教条,但又从来不会在正式场合表达他的非正统观点。他和很多苏联官员一样,当有机会和西方人士接触时,常常对西方人的天真和理想主义感到非常不理解。他们会用一种似乎是成年人在儿童面前的口吻说:怎么你们还在相信那些连我们都早就不信了的东西?

从这个苏联少壮官员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共体制内很多在80和90年代掌权的官员的影子。他们常常嘲笑那些认为他们仍然相信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人。有人甚至说如果你仍然认为我们还相信那些东西,那是太低估了我们的智力。他们私下的言谈大胆得让人吃惊,但一旦触及到任何关键和敏感的现实问题时他们又总是在拐了一个弯以后又回到现体制的立场上来。例如对“六四”,他们会说开枪固然不对,但放任学生更糟;对政治体制,他们会说一党专政当然太落后,但民主选举却更危险;谈到言论自由,他们又会说不让人讲话确实霸道,但中国这么大没有一个主旋律也太乱糟糟。

总之一句话:在这些人那里,谈论现政权在道义上的合法性是一个迂腐的问题,因为他们比你更理解这个体制更讨厌这个体制。但没有办法,它是唯一可行和现实的选择。这就是后极权时代的犬儒主义在政治上的表现之一:政府装模做样地在统治,人们装模做样地在服从,没有人会傻到相信那些公开宣称的东西,但大声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比相信他穿了一件漂亮的新衣更愚蠢。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不要再指望一个“好”政府,能有现在这样一个已经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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