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上次談到了犬儒主義在當代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種突出的表現：很多人不再相信這個體制口頭所說的一切冠冕堂皇的東西，更不願意談論政府的道義合法性，但同時他們又在幾乎所有的重大政治問題上同意政府的做法，認為在現實中沒有別的選擇。
犬儒主義還表現在很多其他問題上，人們對待理想與現實的態度就是一例。在很多人那裡，理想和現實是完全分開的。沒有人會說民主和自由不好，有些人會把它們看成是和中國國情不符合的東西，但在更多的人那裡，它們僅僅代表了一種理想﹐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而不是經過奮鬥和努力會一步步變為現實的可能性。
胡平說，這樣，“他們陷入了犬儒式的悲觀主義，一種循環論證的自我實現的悲觀主義：因為他們不相信自由的理想可以實現，所以他們不去為理想而努力，所以理想當然就不會實現，所以他們就更不相信，所以就更不努力，所以就更不相信……他們知道現實是醜惡的，但因為現實是現實，他們不認為他們能夠改變，所以還是接受了現實。他們知道理想是美好的，但因為理想只是理想，理想在現實中行不通，總是碰壁，所以放棄了理想。一旦人們放棄了理想，他們也就不願意再去傾聽理想的呼聲。他們覺得那都是空談，毫無用處，只是徒增煩惱而已。”
有些大學教師曾經說，80年代時在大學講台上講自由理想，堂堂爆滿，而現在講同樣的內容卻聽眾寥寥。有人解釋說是現在的年輕人太現實了，但胡平說不對，是他們變得犬儒了。
令人痛心的並不僅僅是年輕一代追求自由理想的精神的衰退給社會帶來的影響，他們個人來說也是他們人生意義的失落。胡平說：“年輕人變成犬儒實在是最可悲之事，他們還不曾追求，就已然放棄；他們還不曾長成，就已經衰老；他們還什麼都不知道呢，就已經什麼都不信了。”
作為一種人生態度，犬儒主義者每個時代都有，但只有在一些特定的時代條件下，這種人生態度才會變得普遍甚至泛濫。為什么九十年代犬儒主義會成為一個話題？
就是因為那是一個理想主義在天安門廣場上被鎮壓後又在金錢和商機面前再一次被踐踏的時候。因此胡平說：“犬儒主義是在理想主義慘遭失敗後發生的；玩世不恭的心態是在嚴肅的追求橫遭蹂躪後產生的。巨大的精神壓力會使人深感疲倦，擺脫疲憊的最簡單的辦法是扔掉精神再付之一笑。”例如“躲避崇高”、“渴望墮落”、“千萬別把我當人”等等，無論這些話在原作者筆下有什麼特定意義，但它們的流行就說明了犬儒主義越出個人生活的範圍，在腐蝕整個社會的精神生活和倫理觀念。
現實中還有一種常見的犬儒主義行為，這就是不但自己放棄理想主義和對自由的追求，而且還對追求這種理想的人百般嘲笑，說這些人是傻帽。這是完全符合犬儒主義的邏輯的。因為在犬儒主義者看來，既然那個理想是不可能實現的，那麼和現實作對就是缺乏最起碼的理性，不是傻瓜是什麼？現實中有那麼多你可以追求也允許你追求鼓勵你追求的東西，那你為什麼非要追求那個既沒有用也不能實現只會給你自己帶來無窮麻煩的虛無縹緲的東西呢？你為什麼要用你那個精神來打攪我們本來安逸而滿足的生活呢？
犬儒主義者常常自我辯護說：我並不只是嘲笑理想，我也公開嘲笑甚至私下痛罵強權。這完全可能。但他們對強權的這種反應在多數情況下發生於飯店、茶館和一切私下的聚會。有些人這麼做是為了顯示他們並不笨，有些人則是告訴人們他們也還知道善惡，還有些人則完全是為了給別人湊趣。
問題是即使他們公開嘲笑強權，強權也不會在乎，因為強權本來就是強加於人的，它知道你不高興，但它只要求你服從。你罵你的，我還是這麼霸道。後極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差別就在這裡。因此，毛澤東時代不要說公開嘲笑，就連影射也是非常危險的，但今天誰都可以非常安全地對這個政權公開地冷嘲熱諷。
對於這種犬儒主義，胡平形像地說：“澡盆經得起摔而孩子不經摔。犬儒嘲笑權勢，對權勢並無大礙；犬儒嘲笑抗爭，卻對抗爭有大傷害，因為抗爭的力量都在於道義，在於贏得人們的支持和同情。”因此，那種在強權和抗爭之間選擇了“都不是好東西，我誰也不幫”的態度實際上是對強權有大幫助。
說到底，犬儒揭穿強權的真面目，並不說明它非要和強權過不去，恰恰相反，它是在告訴人們換上別人也不會有什麼不同，因此與其冒著打爛壇壇罐罐的風險去折騰，還不如就安安心心地在這個強權下生活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