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主义﹕现代中国的精神危机(中)--寒山


2005.09.22

我们上次谈到了犬儒主义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突出的表现:很多人不再相信这个体制口头所说的一切冠冕堂皇的东西,更不愿意谈论政府的道义合法性,但同时他们又在几乎所有的重大政治问题上同意政府的做法,认为在现实中没有别的选择。

犬儒主义还表现在很多其他问题上,人们对待理想与现实的态度就是一例。在很多人那里,理想和现实是完全分开的。没有人会说民主和自由不好,有些人会把它们看成是和中国国情不符合的东西,但在更多的人那里,它们仅仅代表了一种理想﹐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而不是经过奋斗和努力会一步步变为现实的可能性。

胡平说,这样,“他们陷入了犬儒式的悲观主义,一种循环论证的自我实现的悲观主义:因为他们不相信自由的理想可以实现,所以他们不去为理想而努力,所以理想当然就不会实现,所以他们就更不相信,所以就更不努力,所以就更不相信……他们知道现实是丑恶的,但因为现实是现实,他们不认为他们能够改变,所以还是接受了现实。他们知道理想是美好的,但因为理想只是理想,理想在现实中行不通,总是碰壁,所以放弃了理想。一旦人们放弃了理想,他们也就不愿意再去倾听理想的呼声。他们觉得那都是空谈,毫无用处,只是徒增烦恼而已。”

有些大学教师曾经说,80年代时在大学讲台上讲自由理想,堂堂爆满,而现在讲同样的内容却听众寥寥。有人解释说是现在的年轻人太现实了,但胡平说不对,是他们变得犬儒了。

令人痛心的并不仅仅是年轻一代追求自由理想的精神的衰退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他们个人来说也是他们人生意义的失落。胡平说:“年轻人变成犬儒实在是最可悲之事,他们还不曾追求,就已然放弃;他们还不曾长成,就已经衰老;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就已经什么都不信了。”

作为一种人生态度,犬儒主义者每个时代都有,但只有在一些特定的时代条件下,这种人生态度才会变得普遍甚至泛滥。为什么九十年代犬儒主义会成为一个话题?

就是因为那是一个理想主义在天安门广场上被镇压后又在金钱和商机面前再一次被践踏的时候。因此胡平说:“犬儒主义是在理想主义惨遭失败后发生的;玩世不恭的心态是在严肃的追求横遭蹂躏后产生的。巨大的精神压力会使人深感疲倦,摆脱疲惫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扔掉精神再付之一笑。”例如“躲避崇高”、“渴望堕落”、“千万别把我当人”等等,无论这些话在原作者笔下有什么特定意义,但它们的流行就说明了犬儒主义越出个人生活的范围,在腐蚀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和伦理观念。

现实中还有一种常见的犬儒主义行为,这就是不但自己放弃理想主义和对自由的追求,而且还对追求这种理想的人百般嘲笑,说这些人是傻帽。这是完全符合犬儒主义的逻辑的。因为在犬儒主义者看来,既然那个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和现实作对就是缺乏最起码的理性,不是傻瓜是什么?现实中有那么多你可以追求也允许你追求鼓励你追求的东西,那你为什么非要追求那个既没有用也不能实现只会给你自己带来无穷麻烦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呢?你为什么要用你那个精神来打搅我们本来安逸而满足的生活呢?

犬儒主义者常常自我辩护说:我并不只是嘲笑理想,我也公开嘲笑甚至私下痛骂强权。这完全可能。但他们对强权的这种反应在多数情况下发生于饭店、茶馆和一切私下的聚会。有些人这么做是为了显示他们并不笨,有些人则是告诉人们他们也还知道善恶,还有些人则完全是为了给别人凑趣。

问题是即使他们公开嘲笑强权,强权也不会在乎,因为强权本来就是强加于人的,它知道你不高兴,但它只要求你服从。你骂你的,我还是这么霸道。后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差别就在这里。因此,毛泽东时代不要说公开嘲笑,就连影射也是非常危险的,但今天谁都可以非常安全地对这个政权公开地冷嘲热讽。

对于这种犬儒主义,胡平形像地说:“澡盆经得起摔而孩子不经摔。犬儒嘲笑权势,对权势并无大碍;犬儒嘲笑抗争,却对抗争有大伤害,因为抗争的力量都在于道义,在于赢得人们的支持和同情。”因此,那种在强权和抗争之间选择了“都不是好东西,我谁也不帮”的态度实际上是对强权有大帮助。

说到底,犬儒揭穿强权的真面目,并不说明它非要和强权过不去,恰恰相反,它是在告诉人们换上别人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因此与其冒著打烂坛坛罐罐的风险去折腾,还不如就安安心心地在这个强权下生活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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