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林漫步﹕言論自由是完整的公民權利的支點--寒山


2005.08.25

我們上次初步介紹了中國自由主義思想家胡平的寫作。胡平早期的代表作《論言論自由》最初發表在一家民辦刊物《沃土》上,時間是1979年。1980年當他在北京大學參加競選時這篇文章作為他的競選文件而廣泛傳播並流傳到海外,用中英文發表在一些雜誌上,成為海外了解中國年輕一代自由思想最有代表性的作品。1986年是80年代中國自由思想最活躍的時期,胡平的這篇長文第一次公開發表在武漢的《青年論壇》上,北京還組織了一場有40多位學者組成的討論會,多家出版社希望出版。

但就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將要推出這本書的時候,1987年1月,中共展開了反自由化運動,湖南人民出版社總編輯被撤職,《青年論壇》被停刊,《論言論自由》從此被剝奪了和更多讀者見面的機會。

對於很多人來說,“言論自由”可能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這裡的“簡單”有兩個含義,第一是就內涵來說,它似乎沒有什麼複雜的,尤其是和“憲政民主”“多黨政治”這些涉及具體程序和操作的概念對比而言;第二是就它的實現來說,如胡平所說,人們常常認為言論自由“是一個取決於當權者意志的問題”,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它當然值得去爭取,但在理論上似乎沒有多少可以探討和認識的。

胡平認為,正是這種對於言論自由在理論上的忽視,導致了對於言論自由在思想上的缺乏覺悟,而思想上的缺乏覺悟也就會造成行動上的軟弱和等待。因此,“澄清言論自由的涵義,闡明它的價值和力量就成了一件頭等重要的事情。”

那麼,被很多人所忽視的言論自由在理論上的意義是什麼呢?胡平引用了古希臘科學家、槓桿原理的發現者阿基米德的名言:“給我一個支點,我能舉起地球”。胡平說:“眾所周知,在力學中,支點的作用是何等重要,儘管支點本身不能夠作功,但唯有在它之上,槓桿的作功才成為可能。”如果公民的政治權利和其他人權是一個完整的實體的話,那麼言論自由就是這個實體的支點,有了它決不是有了一切,它既不能當選票來用,更不能當房子來住,但如果沒有它,那麼其他的更為實在的權利至少是不完整的和沒有保障的。因此,言論自由是所有公民權利的基礎,更是生存權的基礎。

一個很明顯的事例是,在1959和60年,如果中國有言論自由的話,那麼反對大躍進和窮過渡的言論就會公開表達出來。雖然我們不能說那就能改寫歷史,就能使數千萬人免於被餓死,他們的生存權就能得到保障。但如果連反對的聲音都聽不到,除了等待最高統治者的烏托邦夢醒,你又怎麼可能做到其他的一切呢?在今天,每時每刻都有大量的對公民的居住權、財產權、遷移權和人身安全的侵犯的案例在發生,如果公民有言論自由的權利,並能夠通過各種信息渠道--尤其是公開的傳媒系統--暢通無阻地讓社會了解到他們的不滿和冤屈,那麼雖然我們並不能說問題就不會發生或者一旦發生就很容易解決,但至少創造了讓社會和政府了解問題的嚴重性的條件。

今天在北京有成千上萬的上訪民眾,他們已經組成了一個特定的群體,給中共所定義的“穩定”帶來了很大的麻煩。如果這些人的聲音在當地的媒體和各種公共渠道能夠表達出來,他們又何必以這種方式讓社會了解他們的問題呢?所以,聽見聲音並不必然意味著解決問題,但聽不見聲音必然會造成更大的問題。

很多人也許會說,我這裡沒有言論自由,但我的基本權利,甚至包括選舉權,並沒有受到侵犯啊!我生活得很太平啊。這固然是事實。但反過來說,凡是在那些公民權利受到嚴重的和持續的侵犯的地方,必定是沒有言論自由的。這就好比你生活在一個生態環境非常惡劣的地方,那並不意味著你肯定會得病,但很多人得了形形色色的怪病,那一定是和他們的生活環境有關。因此,你就不能用你沒有得病來論證你的生活環境沒有問題。從長遠和根本來說,你的太平是缺乏制度和法律保障的。

因此,理解言論自由作為所有公民權利的“支點”在理論上的意義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生活中,當“個人權利”這個問題浮現出來的時候,在大多數情況下它都是非常具體、實在和物化的。例如,公民的財產權、居住權、遷移權、就業權和通訊自由權等等。在今天的大陸報刊上,經常能看到和這些權利有關的由記者撰寫的維權報導和新聞。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很少能看到為維護“言論自由”這個看上去很抽象、但卻是所有權利的支點而大聲疾呼的消息。這既說明了中國社會20多年來的進步,更反映了這種進步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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