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林漫步﹕言论自由是完整的公民权利的支点--寒山


2005.08.25

我们上次初步介绍了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胡平的写作。胡平早期的代表作《论言论自由》最初发表在一家民办刊物《沃土》上,时间是1979年。1980年当他在北京大学参加竞选时这篇文章作为他的竞选文件而广泛传播并流传到海外,用中英文发表在一些杂志上,成为海外了解中国年轻一代自由思想最有代表性的作品。1986年是80年代中国自由思想最活跃的时期,胡平的这篇长文第一次公开发表在武汉的《青年论坛》上,北京还组织了一场有40多位学者组成的讨论会,多家出版社希望出版。

但就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将要推出这本书的时候,1987年1月,中共展开了反自由化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被撤职,《青年论坛》被停刊,《论言论自由》从此被剥夺了和更多读者见面的机会。

对于很多人来说,“言论自由”可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这里的“简单”有两个含义,第一是就内涵来说,它似乎没有什么复杂的,尤其是和“宪政民主”“多党政治”这些涉及具体程序和操作的概念对比而言;第二是就它的实现来说,如胡平所说,人们常常认为言论自由“是一个取决于当权者意志的问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它当然值得去争取,但在理论上似乎没有多少可以探讨和认识的。

胡平认为,正是这种对于言论自由在理论上的忽视,导致了对于言论自由在思想上的缺乏觉悟,而思想上的缺乏觉悟也就会造成行动上的软弱和等待。因此,“澄清言论自由的涵义,阐明它的价值和力量就成了一件头等重要的事情。”

那么,被很多人所忽视的言论自由在理论上的意义是什么呢?胡平引用了古希腊科学家、杠杆原理的发现者阿基米德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能举起地球”。胡平说:“众所周知,在力学中,支点的作用是何等重要,尽管支点本身不能够作功,但唯有在它之上,杠杆的作功才成为可能。”如果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其他人权是一个完整的实体的话,那么言论自由就是这个实体的支点,有了它决不是有了一切,它既不能当选票来用,更不能当房子来住,但如果没有它,那么其他的更为实在的权利至少是不完整的和没有保障的。因此,言论自由是所有公民权利的基础,更是生存权的基础。

一个很明显的事例是,在1959和60年,如果中国有言论自由的话,那么反对大跃进和穷过渡的言论就会公开表达出来。虽然我们不能说那就能改写历史,就能使数千万人免于被饿死,他们的生存权就能得到保障。但如果连反对的声音都听不到,除了等待最高统治者的乌托邦梦醒,你又怎么可能做到其他的一切呢?在今天,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对公民的居住权、财产权、迁移权和人身安全的侵犯的案例在发生,如果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并能够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尤其是公开的传媒系统--畅通无阻地让社会了解到他们的不满和冤屈,那么虽然我们并不能说问题就不会发生或者一旦发生就很容易解决,但至少创造了让社会和政府了解问题的严重性的条件。

今天在北京有成千上万的上访民众,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特定的群体,给中共所定义的“稳定”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如果这些人的声音在当地的媒体和各种公共渠道能够表达出来,他们又何必以这种方式让社会了解他们的问题呢?所以,听见声音并不必然意味著解决问题,但听不见声音必然会造成更大的问题。

很多人也许会说,我这里没有言论自由,但我的基本权利,甚至包括选举权,并没有受到侵犯啊!我生活得很太平啊。这固然是事实。但反过来说,凡是在那些公民权利受到严重的和持续的侵犯的地方,必定是没有言论自由的。这就好比你生活在一个生态环境非常恶劣的地方,那并不意味著你肯定会得病,但很多人得了形形色色的怪病,那一定是和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因此,你就不能用你没有得病来论证你的生活环境没有问题。从长远和根本来说,你的太平是缺乏制度和法律保障的。

因此,理解言论自由作为所有公民权利的“支点”在理论上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生活中,当“个人权利”这个问题浮现出来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非常具体、实在和物化的。例如,公民的财产权、居住权、迁移权、就业权和通讯自由权等等。在今天的大陆报刊上,经常能看到和这些权利有关的由记者撰写的维权报导和新闻。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很少能看到为维护“言论自由”这个看上去很抽象、但却是所有权利的支点而大声疾呼的消息。这既说明了中国社会20多年来的进步,更反映了这种进步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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