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高皇帝遠”是中國一句成語，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解釋。在過去，綠林豪傑用它來形容自己占山為王的快樂，隱士用它來表達精神和心靈的自由，總之說的都是一種建立在空間距離基礎上的對專制皇權的藐視、逃避或者拒絕。
但是在美國商人伊森 葛特曼今年出版的《失去新中國--美國商人在中國的理想和背叛》一書中，“天高皇帝遠”被賦予了一個新的涵義。葛特曼說“駐華美國僑民的解釋是這樣的：在北京，天堂高高在上……我們的皇帝--美國政府和國內公司總部--離得很遠。更令人驚訝的是，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對商業運作和概念的標準做出自己的解釋。”這就是說，當這些美國商人在中國這樣一個異國他鄉生活和工作時，那些在美國國內他們必須服從的權威和遵守的職業準則變得異常遙遠和不相乾了。為了實現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商業成功，他們可以隨心所欲。
葛特曼在中國經歷了6年的經商生涯，和形形色色的中國官方和非官方商人打過交道。
他的這本書繪聲繪色地講了很多美國商人在中國無法無天的故事。他們不但會賄賂，會做假帳，也懂得如何巧妙地在政治上作出中國政府喜歡的姿態，在國際上為中國經濟繁榮的海市蜃樓增添玫瑰色彩。他們也懂得如何迴避中國工人的待遇和中國環境的代價這類話題。他們的回報是個人錢袋的膨脹，虛榮心的滿足，和形形色色的物質和慾望的享受。對於這些美國商人來說，如果他們意識到並接受這樣一個“天高皇帝遠”的現實，那麼他們在美國夢寐以求的一切，在中國這個當代冒險家的樂園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實現。
甚至就連有些美國國會議員在承認和接受這個“天高皇帝遠”的現實時也不比商人遜色。葛特曼為一些來中國訪問的國會議員效過犬馬之勞。他說，“這些國會議員不是正經八百來幹事的，而只是來選擇合作關係，或是縱情消遣，旅途中熱衷於收集盜版DVD影碟、珍珠飾品以及各種小玩藝。”
在美國國內，購買和收集盜版和假冒產品嚴格來說是非法的，這不但是一個倫理道德問題，在美國國內就業不景氣的情況下也是一個嚴肅的公共話題，因為正是盜版和假冒產品奪走了美國正宗產品的銷路。但遺憾的是，今天有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和西方遊客去中國就是為了購買從盜版DVD到假冒的名牌服裝、手錶和女用包在內的一切商品，回國後再沾沾自喜地在各種禮慶場合送給他們的親友和情人。
這個“天高皇帝遠”並不是在今天才開始的。在18和19世紀，很多美國商人不顧他們在國內信奉的清教徒的倫理標準的束縛，捲入了骯髒的鴉片貿易。他們在土耳其種植和提煉鴉片，然後把鴉片運到南中國海，在那裡脫手給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鴉片販子。美國很多名聲顯赫的家族都和這種貿易有過聯繫，甚至富蘭克林 羅斯福的祖先也多少有過這樣的污點。
但相比之下，和今天這種“天高皇帝遠”所不同的是，在19世紀和20世紀前40年，前來中國的美國人中不乏那些即使在中國也聽從他們原來那個“皇帝”的命令的人，或者說他們前來中國就是為了相應他們那個“皇帝”的召喚。在西方國家中，正是美國人在中國建立了為數最多的學校、醫院、育嬰堂和教會。有難以計數的虔誠的美國男女把他們的一生獻給了在中國的精神和慈善事業，沒有從中國拿走半個銅版。
今天我們生活的時代完全不同了。從一個更廣泛的意義上說，美國商人在中國所體會到的這種“天高皇帝遠”的快樂不過是在一個側面表現了後冷戰時期嚴肅的價值觀的困境。隨著冷戰的結束，歷史終結了，在原來的兩大陣營內部都傳出了這樣的聲音：大是大非的意識形態的對立已經成為歷史了，現在讓我們做生意吧，讓我們發財吧，不管怎樣，自由貿易和經濟繁榮會最終促成相對來說公正合理的社會秩序。所以，鄧小平的貓論在大洋兩岸都是有市場的。另一個說法聽上去不那麼庸俗，但用來解銷價值觀卻更為有效，這就是彌漫於西方校園內的文化多元論和價值相對論。
在家庭和社區內，很多西方青年接受的是傳統的宗教信念和倫理道德，當他們面對一套他們難以接受的遊戲規則和處世標準時，他們的教授會告訴他們：不要做一個文化帝國主義者。不要覺得自己在道義上高人一等，不要用自己那套價值判斷去衡量別的文化。接受他們那一套就是尊重他們，用他們那一套來和他們打交道就是用實際行動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劃清界限。
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天和皇帝是無處不在的。天並不高，皇帝也並不遠。問題只是你頭頂著哪一個天，你服從的是哪一個皇帝。(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