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英國手中收回香港主權已經二十周年了。過去二十年，一方面，香港的經濟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增長得到了相應的發展；另一方面，香港的政治 和社會氛圍卻變得日益壓抑。作爲反抗，香港市民爭取政治權利的意識近幾年來日益高漲，而中國政府及其在香港的代理人則更是爭鋒相對，立場變得越來越強硬。市民的堅持與政府的頑固相持不下，最後演變成轟轟烈烈的街頭抗爭。香港社會正在分化，不同階層和群體正在被嚴重撕裂。
香港社會分裂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中央政府和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有著完全不同的解讀。在香港市民看來，在鄧小平關于“一國兩制”的承諾中，“一國”當然是前提，但是重點則應該是在“兩制”；“一國”和“兩制”之間權利、義務和界線是清楚的。在對外問題上，香港服從國家；在香港的政治、經濟制度上，國家不應該幹涉香港。而在當前的中國政府看來，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上有最終的決定權，香港應該無條件服從中央。
從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政策的曆史背景看，香港市民的理解應該符合當初的本意。從英國手中收回香港主權，是中國政府的一個既定方針，因此“一國”是題中應有之義。但是中國政府想收回的不是一個沒有資本、沒有人才的水泥森林，而是一個完整的、有活力的經濟體，一個能夠爲中國未來的發展提供更多幫助的國際金融中心。面對香港的資本和人才對中國政府、對中國推行的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極端不信任， 鄧小平相應地提出了“兩制”的承諾。
中國政府作出這一承諾說明他們理解香港市民厭惡中國推行的那種壓制性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立場，也表示它願意在這個問題上進行妥協。的確，在包括港、澳、台市民在內的所有中國人面前，毛澤東以後的中國政府根本無法爲他們所奉行的社會主義制度辯護，因爲這個殘暴的主義曾經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甚至連鄧小平也不得不公開承認，“什麽是社會主義？我們也說不清楚”。他們堅持高舉社會主義的招牌，不是基于信仰，只是爲了權力和利益。
在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中，體現“一國”的主要是中央政府控制外交和國防；體現“兩制”的主要是香港高度自治，由香港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在過去二十年，應該說香港的經濟發展沒有收到大陸太多的幹擾，但是香港的政治事務已被全面侵蝕。香港的選舉制度完全由中央武斷決定；香港的司法權也公然收到嚴重幹擾，大陸的秘密警察居然可以到香港進行政治綁架，而香港的司法居然對此無能爲力；香港的新聞和出版自由也正在收到來自北方的威脅。
可以說，今天習近平心中的“一國兩制”已經完全不是鄧小平當初提出的那個“一國兩制”。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鄧小平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他提出的一國兩制意味著他本人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懷疑和不信任，而習近平則是一個教條主義者，他反對任何對社會主義教條的不恭和挑戰；二是大陸和香港的相對地位發生了變化，大陸認爲香港對于大陸已經不像當初那麽重要，而且他們也已經習慣了香港權貴們卑賤地阿谀奉承，因此認爲可以開始任意擺布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