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的逝世以及中國政府在對應這一事件上的強硬立場在世界範圍內再次引起了人們對中共政權性質的關注。在對抗人類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方面,中國執政黨所表現出來的傲慢超過了世界歷史上的任何一個獨裁和威權的統治集團;在嚴酷鎮壓任何持不同政見者方面,它所表現出來的偏執也達到了"文化大革命"結束以來的巅峰;不僅如此,無論是朝島局勢、南海爭端、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等等,中國在涉外事務中所表現出來的進攻性都是前所未有的。
中國強硬態度的國內因素有兩個。一是因爲通過近四十年經濟的高速增長,國家政權所掌握的資源有了極大的增加,這些爲其對內強化鎮壓、對外顯示武力提供了財政上的保障。在全球化中獲取的工業和科技進步也爲其進行這類鎮壓和挑釁提供了裝備上的支撐。二是在"六四"鎮壓之後的近三十年間,執政黨對言論和信息自由的全面扼殺已經産生了一種以"民族主義"爲主題的充滿謊言和無知的社會氛圍,這種氛圍爲這個政權操弄社會大衆提供了意識形態基礎。
中國政府態度變得更加強硬也有著十分複雜的國際背景。一方面是成熟的民主國家在全球化的沖擊下,經濟長期低速運營,收入的貧富差異擴大,財政日漸困難,這些因素導致了民粹主義盛行,政壇出現前所未有的亂象;與此同時,許多向民主制度轉型的國家受原有體制及其殘餘勢力的抵制和影響,轉型的過程並不順利,這些轉型期間的困難一時間成爲中國執政黨用來誇大轉型危險、恐嚇社會大衆的工具,使一部分中國民衆對轉型的不確定性産生較強的恐懼。
民主國家和向民主轉型的國家不僅在內部遇到了社會陣痛的困擾,在外部也遭到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恐怖分子的野蠻襲擊。在害怕和對抗人類普世價值方面,這些原教旨主義者與世界上殘存的極權主義政權並沒有任何本質上的差異,他們都將産生於西方的現代文明視爲最主要的敵人,他們之間雖然也有著種種的民族、意識形態和經濟利益沖突,但是他們仍然以各種方式結成了一個強大的反對現代政治文明的邪惡同盟。這個同盟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變得更加危險。
這些國內和國際因素交織在一起,中國似乎正在出現一個"不是西風壓倒東風,而是東風壓倒西風"的政治嚴冬。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客和商人雖然口頭上也表示對人權的支持,但是面對增長的中國經濟和蠻橫的中國政府,這種支持越來越多地停留在口頭上:商人們正滿懷希望地爭取贏得中國集權當局的青睐,在其助力之下從投資和貿易中贏得最大的好處;而短視的政客們則在綏靖政策帶來的短期安逸和極權制度的長遠威脅的權衡中向前者傾斜。
在劉曉波被長期關押期間和被迫害致死前後,中國政府所表現出來的傲慢和強硬,民衆所表現的冷漠和無知,以及世界民主力量對此所顯示的半是無能爲力、半是自私自利,這些都十分清晰地凸顯了中國自由民主運動所面臨的困境。面對已經被長期鎮壓和愚弄心生恐懼和困惑的中國民衆和因看重商業利益而向中共妥協的的國際社會,許多中國的自由民主主義者多多少少會感到雖然真理在手,但是卻不知道如何有效推進中國自由民主運動的悲哀。
我們承認中國自由民主運動面臨寒冷冬天,但是也大可不必灰心喪氣。英國詩人雪萊曾經大聲歌唱:"既然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中國向自由民主社會轉型的春天就在轉角之處。我們要有信心戰勝這份寒冷,去迎接百花齊放的春天。這絕不是盲目樂觀,而是對人性的堅信。人性是無所不在、無時不在的,一個壓制人性的制度可能得勢于一時,但是注定不可能持久。在日益增長的人性和權利的要求面前,壓制人性的成本終究會高到任何體制都無法承受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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