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评论】 美国霸权地位的危机与21世纪面临的挑战

2017-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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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东亚之行一方面凸显了美国霸权地位衰弱这一无可争议的事实,同时也刺激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美国霸权的衰落,究竟对21世纪的全球秩序意味著什么?

如果美国霸权的衰弱意味著另一个信仰普世价值的大国崛起,那么,正如当年美国取代英国的霸权地位一样,世界秩序的进步走向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事实上,正因为美国霸权的兴起,粉碎了德日法西斯的称霸野心,把全球的进步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尽管其间发生了可能毁灭人类的冷战,但从整体看,二战后人类对平等和自由的价值追求,始终得到了美国霸权的鼓励和支援。

但这一次不同了,因为最有可能取代美国霸权地位的是中国,而中国的主流精英乃至相当多的人口,包括不少所谓“低端人口”,并不认为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与自己有切身利害关系。恰恰相反,他们相信美国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只对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有利,因而对中国不利。更麻烦的是,连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认为政治正确的普世价值,并不符合美国的民族利益,而他的这个理念,得到了相当多美国所谓“forgotten men”、也就是美国的所谓“低端人口”的支持。

也就是说,自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的进步事业面临著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美国在内、主导全球秩序的大国领导人,都是反对“普世价值”的强人。而即使特朗普下台,美国也未必能扮演人类进步事业中流砥柱这一关键角色,因为美国的主流价值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内部挑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格局?我的理解是,几个世纪以来平等和自由理想在全球的传播,一直以革命和战争为重要手段,推动社会变革,提升了各国的社会流动性。更多人因此相信,进步事业会给自己和后代带来发展机会。但这一轮的全球化以及伴随的技术革命,则大大提高了革命和战争的门槛,从而有助于跨国的有产阶级联盟,不利于各国分别推动关乎后代根本利益的变革。结果是,几乎所有国家都遭遇到社会流动性下降的困境。社会流动性下降,是社会危机深化最重要的指标,也是导致恶性社会冲突、底层主导的革命乃至战争最重大的原因。

我支持这样一种判断,打破进步事业的这一困境,有赖一场由大国自觉启动的中产革命,因为中产阶级主导的革命最有利于在平等和自由之间实现理性的平衡。如果中国能扮演这个角色,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最为理想,但我不大相信,习近平在巩固自己的权力之后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对维系中国的一党专政,风险太大,而且习近平并无这样的思想和经验基础。更重要的是,习近平认识到美国的内部危机,给他维系个人权力和一党专制提供了机会。这一次特朗普首次访华感觉良好,就是因为两人在对抗进步事业方面心有灵犀。习近平的两千亿大单,不是买好美国,而是买好特朗普,买好美国的权势阶层和支持狭隘民族利益的选民。

有人会问,习近平支持特朗普,对中国有什么不好?这难道不是中美双赢的选择吗?这不是有利中国继续开放,避免中国走毛左的邪路吗?我的回应是,如果这样的交易换来的是更多美国人放弃支持中国和世界进步事业的一贯立场,那么,这不仅对美国还是世界的未来,都没有什么好处。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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