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一所學術機構背負著一項重大的政治責任，對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而言，無端被添加額外負擔，不過，對忠於學術自由的獨立學者而言，這些負擔並未把他們的嘴巴封上，亦未把他們的思想變為空白，更未有把他們的筆截斷，即使，他們的飯碗確實已被砸過稀巴爛。
今集要介紹的一本好書，作者是不畏於這體制，早陣子更成為新聞及學術界焦點人物的獨立學者張博樹，他剛付梓出版的新書《我與中國社科院——後極權時代思想自由抗爭史的一段公案》。公案之意，正是他一直與體制下規訂的「政治紀律」進行多年博弈，最終遭中國社科院解除僱傭關係的事件。
由晨鐘出版社出版的《我與中國社科院》一書分爲「正編」、「副編」及「另册」三部分。「正編」部分，是公案的肇因及發生的前前後後的事情。「副編」部分則輯入學術界、媒體及公民社會對事件及其人的意見；最後的「另冊」就是扼殺學術自由的罪魁禍首就是社科院黨組發出的「政治紀律」即「中國社會科學院關於加強政治紀律建設的決定」的「紅頭文件」。書內亦收錄了張的多篇重要文章。
張博樹在書中指，這些「政治紀律」矛頭不獨針對學者，對官員和社科院所有其他的員工都予以規管。而這類規定同樣在其他研究機構、大學、黨校、出版社、雜誌社之類的地方發揮作用。至於，政府及黨務機關、國有企業及各類事業單位同樣都有類似的「政治紀律」縛緊工作人員的腦袋及舌頭。該文件開首便這樣說：「必須看到，國內外敵對勢力始終把中國社會科學院作為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重點對象，他們從來沒有放鬆過對幹部和學者進行「西化」和「分化」的活動。近些年來，受各種錯誤思潮的影響，我院違反政治紀律的行為時有發生。因此，加強政治紀律建設，是全院一項極其重大的政治任務。」
《決定》明言：“加強政治紀律建設的基本任務是：通過維護法律、紀律和規章制度，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的貫徹執行，保證各單位、各部門和黨員、幹部、學者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
張博樹認為這些說話，一點含糊也沒有，就是要確保「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而且，因為這「一致性」而導致當年發生的連串人間悲劇包括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六四及鎮壓法輪功。至於，「國內外敵對勢力始終把中國社會科學院作為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重點對象，他們從來沒有放鬆過對幹部和學者進行「西化」和「分化」的活動」云云，他則認為，這正是中共典型的意識形態冷戰語言和敵對思維語言。這些話不能對外公開表述，只能向外界講要「構建和諧世界」。這「內外兩套」語言的體系，這是黨多年來的特點。
書中臚列了九項的「政治紀律行為規範」，當中包括：「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指導地位，不得公開發表反對和違背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的言論」；「凡我院主辦或協辦的各類學術會議，不得邀請有違反四項基本原則錯誤傾向和不良意圖的人員參加，對參會論文要認真審查和把關。對於院外有政治錯誤和政治上別有用心的組織和個人舉辦的各類會議，不得參加」；「在對外學術交流活動中，必須嚴格遵守《中國社會科學院對外學術交流規定》。我院人員在境外出版書籍、在境外媒體和出版物發表文章或言論前，須報所在單位領導審閱同意。參加境外學術活動，邀請境外人士來訪，須按規定程式審批」、「不得編造傳播政治謠言和反動、錯誤觀點；不得參與非法組織或個人發起的有政治違紀內容的簽名、串聯、‘紀念’等活動」及「不得違反黨和國家的民族宗教政策，不准發表影響社會穩定的言論」等。
簡言之就是，從言論、結社、會議、出版、接受媒體訪問、國際學術交往各個方面嚴格限定，不得批評執政黨，不得批評現行體制，不得公開發表反對和違背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的言論。
張認為這些規限，正好是現代專制主義等於現代蒙昧主義的最佳注腳。
張的敢言，其實並非在近數手間才出現，始自他在一九九三年於香港向一本雜誌發表了一篇學術短文，內裏提及「六四」。在該篇文章，張博樹是這樣寫的『「六四」這樣的大事變亦仍「矢志不移」。這是由於社會禁忌已經成功地把人的批判意識囚禁起來。而我則相信，如果不將這個「批判意識之囚」解放出來，21世紀的中國仍然沒有希望！』
未料，文中幾句涉及六四的話，觸及學院的神經線，特別為他安排了「幫助會」，之後，黨委書記傅青元更找他談話，明確表示學院很重視。
但是，強調要獨立思維的張博樹又豈會聽從，往後仍舊發表多篇獨立見解的學術性文章，有些更觸及共產黨認為極敏感的議題如西藏等，當然，隨之而來的又是被領導「規勸」及「威嚇」，但是，更直接的就是六次提交升級的申請，無一次接納。令張博樹廿年間在社科院的日子，仍然停滯在入職時的職級「助理研究員」。
書裏更首次披露，在「六四」十五周年時，張博樹又撰寫了一篇「為六四正名，不應再拖下去」的文章交予《北京之春》發表，之後，當然，又招來社科院關注，副院長李慎明與張約談，那次會談，張博樹跟中國自由派學者徐友漁一起赴約，因為徐參與了呼籲重新評價六四的集體簽名。李慎明在席間除了要求不披露對話內容外，更先以東歐和俄羅斯當年分裂的問題作為引子，表達了他認為中國當年對六四問題的處理是對的講話，更謂，否則中國也會像前蘇聯一樣的下場。
讀者看《我與中國社科院》時，不難萌生一種感覺，就是在看著一部令人「驚心動魄恐怖」的悲劇故事，當然，這種驚心動魄恐怖不是真正的恐怖片，當中沒有電影中會突然跳出來嚇觀眾的鬼怪或血腥暴力的戲劇原素，而是那種陰霾、不知何時及如何發生那預見的結果，及人性屈服於權威、拒予講「不」、害怕麻煩的馴服心態的悲涼性，儼如現代版的電影「一九八四」。
在這陰霾的氛圍中仍能保持清醒、獨立兼敢言的張博樹謙稱，不覺得自己如何的勇敢，因為國內有眾多自由主義的學者的見解跟他也是一致的，只不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考慮，有自己的選擇而已。
他承認，在經歷每一次的事件裏，他都有很多考慮，更明白在一個落後的體制裏，過程中必定有風險，更肯定有代價。但是，他清楚自己的選擇，亦甘願承擔，因為他從中獲得形而上的提昇，縱使形而下的生活受到影響。
他説：我覺得做人至少有做人的基本原則, 即是該為自己認定的一種方向或生活目標而努力。
他承認自己較其他的學者比較，好似跑得遠了一點，原因跟他研究的學科關係，因為他研究的題目就是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傳承、演變，及須要對其作出深層的分析等。所以，他認為這正好注定他的思考及表達模式，不會轉彎抹角，而是坦率直白面對問題的核心。
可是，張博樹用肯定的口吻說，他所做的是對國家及民族有利的。
他説：我做是因為對國家及民族是有利的,我們在這轉型過程中,須要有知識份子來承擔這角色, 須要有人多多少少付出一點犧牲。我當然不是說自己在這議題上有多麼高尚的道德，我只是由於自己的工作崗位的性質，我自己也做好思想準備，所以，作出這樣的犧牲也是可以承擔的。
中國境內欠缺獨立思考的學者？答案肯定不是，只不過，眾人頭頂有把「刀」,而這把箝制思維的刀迄今一直存在，一直在人的內心裏發揮影響力。可是，刀也有生锈的時候，也有「死敵」──盾──的存在，問題是你願意撐起這把盾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