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的一場反右運動﹐後來官方承認有55萬人給劃為右派分子遭清算﹐打入另冊﹐過著非人生活﹐「生命都了斷在刪節號上」。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55號文件﹐宣布要為數十萬右派分子平反﹐亦即俗稱「摘帽子」﹐恢復名礜﹐安排工作。有一消息指出﹐當年給打成右派分子的數量﹐實際上超過300萬人。而章詒和之父並不在「摘帽子」之列。
何良懋今次要為聽眾介紹章詒和新作﹐並不是要為這場反右的政治風暴「細說從頭」。從書中章詒和娓娓道來的敘述架構中﹐對於當時這位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建國初期交通部部長、《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所受的政治壓迫﹐有著隔代之痛。五十年之後﹐章詒和感到﹐今天的年輕人都已經不知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為何許人﹐更不懂「章羅聯盟」這個反右運動中的關鍵字了。所以﹐何良懋也希望藉著評介這本書﹐讓聽眾都對中共領導層當年整治知識分子的手法﹐有所瞭解。
章詒和寫到淚祭羅隆基時﹐說五十年代中國共產黨公開背信棄義﹐民主黨派未能守身如玉﹐「中國從此進入一個背叛與變節的時代」。她更深深感受到一個政治劣勢社群的堪憐處境﹐覺得「須用文字記下這些先後被國民黨、共產黨驅逐出政治舞台、流放於人間之外的人與事。他們自有一段精神不可磨滅﹐儘管都是敗將殘兵﹐其文化生命恐怕要比勝利者更為經久﹐也更為後人景仰。」（頁160）說得多好。這裏面﹐就帶著「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滄涼和悲情﹐道盡政治交易不道德一面。
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半期參與國共政治對話時﹐章伯鈞、羅隆基和儲安平等人的立埸偏向中共﹐可是﹐中共得勢之後﹐始終不信任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在國共鬥爭時期﹐民主人士是中共統戰對象﹐需要他們並且善予利用以攻擊政敵；當政權到手之後﹐民主黨派以及中共體制外的政治力量﹐可供利用價值所剩無幾。到了1957年﹐當毛澤東發覺民主黨派陣營當中﹐依然有人希望要與中共分享權力﹐就砍下政治大刀﹐把民主人士都整批打入冷宮﹐從此不見天日﹐背負反動右派的「刺青」﹐終日不得不乞靈於民眾歧視目光中﹐人格無存。
回顧這一段不堪歲月﹐章伯鈞和他的戰友們﹐也許過份犬儒﹐政治鬥爭經驗不老練﹐當然最重要是想不到毛澤東會如此殘酷無情﹐可以從1957年年初的和風細雨式講話﹐一下子變臉為專擅的超級暴君行為。章伯鈞講過甚麼說話呢？他在1956年曾提出﹐中國需要新人文主義﹐希望在新中國搞一套「文藝復興」﹐但是「如果得不到精神自由﹐就沒有甚麼可搞的」。這就挑中毛澤東死穴﹐因為自由人不容易管治﹐不肯服從共產黨指揮﹐那反倒隨時使到共產黨「沒有甚麼可搞」了。
其實﹐要害在於民主黨派當年自詡為正確的「八字真言」：長期共存﹐互相監督。1957年4月22日在北京農工委座談會上﹐章伯鈞說：中國這個六億人口的大國﹐光靠共產黨能搞好嗎？比如中共像個理髮店﹐它開在王府井﹐北京幾百萬人都要跑到王府井去理髮﹐那多不方便﹐也理不了那麼多人。民主黨派也就要在鼓樓、西單開起理髮店來；不過﹐王府井理髮店比起鼓樓、西單的理髮店好一點就是﹐共同就都是為人民服務呀！章伯鈞跟著加上的一句更令中共吃不消：「我們（民主黨派）不要自卑！有些地方﹐我們是可以教育共產黨的。」睡軒之側﹐又豈容臥虎啊？
一言以蔽之﹐都是爭取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惹的禍﹐偏偏這些是中共當年不允許爭取的﹐因為要一黨專政。章伯鈞等人觸著了政治地雷猶不自知﹐而這一政治懵懂的代價﹐終化為一頂戴在頭上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帽子。
何良懋今次就講到這裏。謝謝大家收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