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論》是由一名已故的著名學者薩依德(Edward Said)撰寫。薩依德生於以色列耶路撒冷，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期後於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英美文學及比較文學。不過，他同樣是一名文化批評家，往後更以知識分子的份投入巴勒斯坦政治運動，在政界聞名遐邇。此書的內容更是他在《英國廣播電視台》發表的系列演講而輯錄成書。2003年，他不敵血癌的侵襲，與世長辭。可是，在他離世之前，他仍以一臉正面的思維面對自己的未來。他說：「我試著不太去想未來。人總得繼續下去。……我認為首要之在於試著不要把它，當作你每個清醒時刻的中心，把它擺在一邊，努力處理手頭上的工作。」
《知識分子論》全書分為六章，第一章是知識分子的代表；第二章是為國族與傳統設限；第三章是知識分子的流亡，副題是放逐者與邊緣人；第四章專業人與業餘者；第五章是對權勢說真話；第齊章是總是失敗的諸神。
薩依德博覽群書，在第一章講求知識分子的代表時，臚列眾多著名學者的見解如尼采、班特、羅素及葛蘭西等，以葛蘭西為例，他認為知識份子可分為两種，第一類是傳統知識份子，如教師，教士，第二類是有機知識份子，這類知識分子與階級或企業有著密切關係，而這些組織往往會利用他們來為自己圖利。至於，班達則認為知識份子是，一小撮才智出眾，道德高超的哲學家，他們構成人類的良心。他們是一群罕有的人，因為他們維護的是這個世界上所看不見的正義與善。他們的活動與自己的利益無關，真正的知識份子該斥責腐敗，保衛弱者，反抗不正義以及壓迫。
但是，薩依德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知識份子不是調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識者，知識分子該是一個全身投注於批評意識，不願接受簡單的處方、現成的陳詞濫調，或迎合討好、與人方便地肯定權勢者或傳統者的說法或作法。他更認為，知識分子要超越民族和傳統界限，才能認識到事物的真相，而不受特定立場左右。
因此，知識份子應該是游走于不同文化之間，出入無礙，能夠見到不同的立場、態度和理解的背後的原因。
可是，知識分子能否不畏權勢直斥漏弊？第五章，他是這樣說：在我看來最該指責的就是知識份子的逃避；所謂逃避就是轉離明知是正確的、困難的、有原則的立場，而決定不予採取。不願意顯得太過政治化；害怕看來具有爭議性；需要老闆或權威人物的允許；想要保有平衡、客觀、溫和的美譽；希望能被請教、諮詢，成為有聲望的委員會的一員，以留在負責可靠的主流之內；希望有朝一日能獲頒榮譽學位……對知識份子而言，腐化的心態莫此為甚。」
不知多少學術界知識分子聽罷這番話有何感受，但是，因為敢言而招致工作崗位不保的中國憲政學者張博樹則堅持學者在社會裏要充擔獨立的角色，良心的守望者，是推動社會健康的力量，是社會的良心，且應成為政府監督的批評者。
他表示，這類的學者過去確有存在，不過，近廿年間，他感覺情況變了，現時中國的學者出現分化，追源溯始，跟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不無關係，政府認定事件跟思想開放有關，而知識分子在當中更發揮重要作用。無奈，政府汲取的教訓卻剛好相反，認為問題就在於知識分子，要加大控制他們的力度，不過，使用的辦法是好處。
「一種辦法就是給知識分子在體制內更多的好處，讓他們死心塌地，不要再充擔什麼反對的力量，不要老是批評政府，而是更好與政府合作，只要你做得這點，不管是工資、待遇及其他各種各樣好處也好，比過去加強多了。」
這些好處包括住房寬敞、有車兼可經常出國參加學術交流、研討會或講學。然而，這些有充裕經驗往外國跑，見多識廣的學者回國後的表現，卻被這些機會拖慢了自己的腳步，令自己的思維倒退了。
「由於在一種特殊的立場，有時會妨礙他進入一個更準確的事情的判斷和認識，包括對國情的認識，我朋友圈裏像這樣的也不少，過去他們事情也看得很清楚，但是，這些年，他的思想或認知上發生了變化，儘管他們出國機會很多，出國後回來甚至有相反的判斷因為覺得中國不差。實際上知識分子磨滅自己批評社會的勇氣，在認知上多少出現一點倒退，這是實際上出現的情況。」
張博樹更謂
「我們當然不希望如現時大部的知識分子的狀態，的確是非常糟糕的，很不能令人滿意，甚至是一個令人感到悲哀的狀態，因為問題就在那小小的利益，忘掉了應該是不能夠直接國家很民主的道義上的使命，這對知識分子來說，這是一種恥辱，這情況不可能也不應該一直下去。」
他十分有信心，現時中國境內仍有敢於承擔社會責任的知識分子，更相信這類的知識分子將會越來越多。
雖然，張博樹的願景能否實現，仍須拭目以待，但是，就用薩依德的一番話作為節目的尾聲，與所有知識分子分享。薩依德說：「知識分子是以代表藝術（the art of representing ）為業的個人，不管那是演說、寫作、教學或上電視。而那個行業之重要在於那是大眾認可的，而且涉及奉獻與冒險，勇敢與可能受到傷害。」
下一次，同樣時間，再跟各位聽眾介紹另一本好書，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