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二〇》的一大特點是發揮新聞記者尋幽探秘的本事，揭開歷史的神秘面紗。例如訪問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由他說出當年下令軍隊入北京，以血腥暴力鎮壓群眾的決定，是源自軍委主席鄧小平。按照鮑彤的說法，鄧小平沒有遵循政治局常委的決定，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卻在家裡與五名政治局常委開非正式會議，提出由戒嚴部門解決問題，結果趙紫陽反對，李鵬、姚依林贊成，喬石、胡啟立不說話，鄧小平便作出總結，認為政治局常委多數意見贊同軍事行動。
陳潤芝亦走訪當年成功幫助一百三十三名民運人士成功離境的黃雀行動策劃人陳遠鉦，從曲折離奇的營救故事當中，細說不少人可以逃出險境，其實是各地公安人員基於良知而故意放人的結果。
除了揭密，《六四二〇》的另一特點，是通過受訪者的分析，讓大家理解八九民運的前因後果，並且分辨清楚政府和學生各自應負的責任。
每一章的開始都由受訪者的個人背景說起，再從他們的認知中呈現八九民運前的歷史發展和社會格局。不論是鮑彤、陳一諮這些建制內改革派人物，還是程真、浦志強這些參與民運的學生，以至在建制與民間穿梭的王軍濤，他們眼中的八九民運，是民間社會對民不聊生、官商貪腐的理性反應，官方若能把握歷史機遇而啟動政治改革，相信可以開創政治經濟同步改革又互相扶持發展的新局面。不過，當局即使無心政治改革，也不該以軍事鎮壓收場，成為中華民族的歷史憾事。
從書中看到，六四事件從未過去。書中除了記錄個別人物的親身經歷，見證六四當晚軍隊以槍火、裝甲車和坦克屠殺平民百姓的血腥事實，也講述六四事件在過去二十年如何改變這些被訪者的命運和人生，從他們對人生和國事的看法，亦可了解社會心態的趨勢。例如現在執業律師的浦志強，他的批判意識不僅對準社會，也對準自己，督促自己放下身段，盡力為基層服務，推動社會進步。
又例如王軍濤總結經驗，認為八九民運失敗，也令當年要解決的腐敗問題更加惡化。一方面政府如常鎮壓異己，而少數權貴更壟斷發展機會，令貧富日趨懸殊；另一方面，人民大眾面臨壓迫往往以暴易暴，群眾起哄此起彼落，而社會主流價值是金錢至上，犬儒主義泛濫，政治冷漠變得理所當然。因此，在他看來，中國的出路在於民眾抗衡專制，政治體制走向民主。
從新聞學的角度看，陳潤芝亦給記者優美的示範，如何從引人入勝的個人情節擴及歷史事件的清晰說明，讓讀者明辨是非，並在受訪者表述己見之餘，輔以恰當的背景資料，令大家跳脫個人的視野，綜觀歷史變局和社會走勢，也只有在歷史的視線之中，才能更確切掌握八九六四的意義。
讀畢這本書，我們不難發現，六四事件根本無須亦無法逃避，它又怎會由於執政者故意失憶和暴力壓制而灰飛煙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