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識中國國情、文化、歷史的，不能夠不數來自美國的漢學家林培瑞教授，10幾年前第一次聽他講話，是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文學院，他主講的是中文的音韻，古文的詩詞歌賦。來到美國，聽他講得更多的是中國的政治，但他的老本行，還是中文。原來，80年代，他早已熟識中國國情、文化、歷史的，不能夠不數來自美國的漢學家林培瑞教授，10幾年前第一次聽他講話，是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文學院，他主講的是中文的音韻，古文的詩詞歌賦。來到美國，聽他講得更多的是中國的政治，但他的老本行，還是中文。原來，80年代，他早已經在廣州的中山大學，與當時的學子，在中文的音韻裡唱詠。他近日與一班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學社的“老友鬼鬼”聚頭，此刻，林培瑞對中國的剖析，可謂一針見血。
他說， “很典型的那種共產黨人，話很多內容很少。他(蘇煒)安排的，蘇煒跟五、六個其他年輕的學子。(眾人笑)對！對！對！ 茶喝得最多，小便得最多。那是個樓房，(當時在廣州中山大學)洋樓的二樓，中山大學那校園裡的抽水馬桶不多，我們一下午被蘇煒好好利用了。”
記者有幸，可以走近這20幾個大部份都年過50，可以稱得上是中國脊樑的海外中國知識分子的圈子，他們有《河殤》的策劃人，有在80年代就是民運的領袖，也有六四學運領袖。如果不是六四﹐可能都成為中共的高官。都成過去了，流亡之日開始，世事發生了變化。
林培瑞繼續講：我認識蘇煒30年，今年30年了。(蘇煒說，79年到現在) 今天要評論的一個問題是：中國一代一代的人。從比較宏觀的角度看。我記得六四後，方勵之進入美國大使館，13個月困在使館，過了幾個月，紐約書評想讓他寫一篇文章。通過我寫了一封信。方，寫了一篇文章，由我翻譯。題目是“共產黨的遺忘術”，主題是有這麼著眼的一個大屠殺，可是，過幾天會不會就忘記？我一看這題目，覺得又點怪，全球的媒體在關注這個問題，引起了那麼大得注意，有忘記的的問題嗎？想不到，20年前，方勵之的預言是對了。可是，方(勵之)的主要意思是說，你看中國一代代，有理想的青年都很好，可是都有一個忘記的問題，包括社會一般的人。”此刻，在坐的一陣沉默，沒有了笑聲。57年右派之後，有文革，後有78年民主牆。78年那時當然很好，當然不能夠說不記得，或是說不知道57年，可是影響不是很深。然後到了89，89年輕人慷慨激昂，可是對78年的他們清楚嗎？57年的清楚嗎？不見得，一代代都有遺忘的問題。
的確，在中共控制下的中國，1949起近代60年的歷史，官方不要民間記得的，都被洗得一乾二淨。他說：當然，過幾年，我們現在都知道他的話應驗了。這一代，年輕一的一代，就是王軍濤剛才所說的90年後受教育的這一代，對“六四”並不清楚，甚至有時候根本不知道，所以這個遺忘術，一代坑了一代，是一個問題！
而在位美國漢學家眼中，當前的中國年青人，不但沒有了記憶，也沒有了理想。他說：當前這一代的年輕人，還有一個更糟糕的問題，我想提出來，我做評論的，就是說，他們不但有遺忘的的問題，還是缺乏理想。你看，一代一代的，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年輕一代站起來，要人權、要正義，要民主，不只是為了自己，是為了一個更高的理想，是為了社會、為了別人，為別人的一個理想。89年有、78年有、57年有、抗戰有、54運動有、晚清有、譚嗣同、秋瑾不是都有嗎？ 但是這一代呢？我不知道！當然你不能說他們完全沒有理想，有草泥馬啦，他們有各種損的東西，但是這種損的東西，真正能夠代表一種為了社會、為了別人的理想嗎？還是一種自我反抗，包括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入黨等等，實際我覺得這個有點空。他是真的為了理想而入黨的嗎？不是！是為了爬梯子，是為了自己！是為了自己……
講到這裡，全場屏息靜氣，一片沉默。
直到前後入獄超過10年，有民運“三朝元老”之稱的王軍濤（四五、民主牆、六四）提出：民主是由一小撮人、有組織、有預謀地開創。加上王軍濤的聲線，中國的民主前景看來才有一點的起色，但頂多是一點點的沖喜。
王軍濤說：我認為，民主制度是透過民主運動開創的。第二，民主運動和民主制度的建設，是由一小撮的活動家，有組織、有計畫、有預謀地創造性活動所開創出來的。第三，他們的事野，他們的文化，他們的活動方式和他們的精神，其實是決定事件成敗的關鍵。
王軍濤因此，在坐的眾人中，也是“職業革命家”。六四期間的不少的學生領袖，說笑到，就是被他引導上了不歸路的，王丹就是其中之一。兩人也正因為大陸的民主，蹲了近半輩子的黑獄。
他說：你看美國政治史，中國學者有個問題，他研究自由主義，甚麼這個主義那個主義，老是看文獻。美國的學者認為，如果你的思想不能對現實政治運動產生影響，或你不是一個領軍人物，你是進不了這個主義中的領軍人物的。比如像是美國第一代的國父，他們也未必就是在美國那一帶人中對政治思想理解最全面最好，但他們有個聯邦黨人文集。建了美國之後，他們就是進步主義、自由主義的大師。
在王軍濤眼中，他不像林培瑞對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灰心。他說，自四五運動之後，中國實際上進入了四個時期。有79年的北京之春運動時期，當時有民主牆和高校競選。同時有相應的在體制內有理論辯論。不能否認，王軍濤就是當年的團派人物，也是幕後搞手。
王軍濤說：在文藝界的尋根呀，還有在體制外有信訪。第二，是北京之春81年被鎮壓之後，進入新啟蒙與官方的改革。第三個，就是到了八九年之後，進入了公民社會的建設時期。政治上空間不大，轉到民間社會。第四是到了最近出現憲政主義與革命之爭，憲政主義運動是和革命相對的。但是在中國現在確實出現了暴力革命與憲政主義的競爭。在這之前，都是假的，都是官方制造出來的。
王軍濤說，中國在中國民主化過程中出現過兩代人，一代人是紅衛兵。一代人是80年代受教育，形成自己思想的學生。紅衛兵這一代人，從學雷鋒運動開始，初步形成自己的思想，而文化大革命之後，跟著毛澤東革命。理想又被打碎了，之後又跑到農村，受一種很痛苦、煉獄般的教育之後，開始要找，要有獨立的思想。他說：要獨立於執政黨，要找到一條中國的發展道路。到了民主牆時期，應該是紅衛兵這一代人，他們政治實踐的一個輝煌的高峰。在這個高峰中間，他們對毛澤東之後的中國發展模式，明確提出和鄧小平和執政黨不同的模式，而且影響了後來的很多中國人的選擇。這一代人的活動，現在來說，在中國還是持續的，因為他們有像博士生導師等等，都還是這一代人中間。
各為聽眾，中共遺忘術能否入腦，要看與人的博弈。有美方的觀察員就對記者說，在中國的互聯網上，他看不到中國人這一代人缺乏理想，至少在互聯網上不是那樣。人們在寫博客，包括體制內的人士也在寫博客。鄧玉嬌事件，有一定的政治風險。但有個別的網監，在關鍵時期，在深夜的時份，是故意不刪除有異義的言論。在TWITTER，飯否，也發展出大批願意替別人說話的網友。網民說，“要是今天不幫他，明天就輪到我。”
由於時間所限，今日就先節錄到此，歡迎你週六繼續留意收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