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戰時期，生活方式上已經西方化了的巴列維王朝出于對鄰近的蘇聯擴張的恐懼向西方靠攏，加快了現代化的步伐，從60年代早期開始實行了很多被稱爲"白色革命"的社會改革措施，例如國家向封建領主購買後再轉賣給無地農民，把原有的國有企業私營化，在私營企業實行股份制，實行免費和義務教育，建立社會福利和保障制度，給予婦女選舉權等等。爲了制造自由化的氣氛，政府甚至放松了對出版和媒體的管制。
從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伊朗當時所經曆的無疑是一場廣泛的改革，針對的是舊的僵死的宗教控制社會的制度，引進了西方個人主義的激勵機制。
但這場改革是由巴列維王朝控制下的國家機器所操縱的，在實現自由化和市場化的同時，政治制度基本維持了王權專制的舊貌，這就使得政府官員和王朝貴戚成了改革的主要受益者。他們通過種種合法和非法的途徑聚斂財富，使得貪汙腐敗盛行，社會風氣奢糜不堪。
巴列維政權的跛足改革給它自己掘下了墳墓。在社會精英層次上，在改革中發展起來的自由民主主義者不滿政治權力被王族獨占，要求從經濟和社會改革向政治改革發展；另一方面，傳統的保守和宗教勢力在改革中失去了宗教特權和影響，認爲改革是用西方腐敗的物質文化取代伊斯蘭高尚的精神價值，長此以往伊朗將變成西方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這樣，伊朗社會的右翼和左翼都成了巴列維王朝改革的批判者。
這樣，巴列維王朝一方面給社會松綁，但另一方面又不願放棄對國家權力的獨占，這就使得在它自己和政治反對派面臨不可避免的沖突。從1977年開始，反對派利用出版和媒體發起向獨裁政府的挑戰，海外反政府的宗教領袖霍梅尼的言論廣泛傳播。
從1978年初開始，以學生爲主導的抗議運動逐步席卷了全國，並得到工人和城市居民的響應。面對廣泛的抗議運動，巴列維政府不但不放棄獨裁，反而幾次三番動用武力鎮壓，造成數百人的死傷和更多人的下獄。巴列維政府既動用了武力，又對被使用武力所激起的更大的民變驚慌失措、無所適從，最終導致局面失控，巴列維被迫于1979年一月放棄政權出國。
二月，霍梅尼回國，利用他自己在反政府運動中建立的聲望和保守勢力的支持，清洗了一起參與革命的自由派，把一場推翻獨裁專制的大衆革命變成了一場反現代化和反西方化的運動，伊朗從此在政治、意識形態和社會方式上倒退了很多年。直到今天，伊朗還籠罩在霍梅尼宗教專制的影響下。
伊朗革命固然給革命者提供了教訓，這就是要警惕一個比舊式獨裁更專制的後革命政權；但對專制者而言，伊朗革命也有深刻的教訓，這就是不到迫不得已不要輕易使用武力，而一旦使用了武力就不能畏首畏尾，必要時要有殺20萬換20年穩定的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