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陸，《財經》雜誌是勇於揭露官場黑幕消息的書刊之一，上月傳出，雜誌社營業部總經理吳傳暉於九月廿五日提出請辭，四日後，包括两名副總經理張翔及傅繼紅，及其他八個部門總監級別兼下屬職工逾六十多人，也一起遞交辭職信。言猶在耳，一手創立雜誌社的主編胡舒立及其編採訪各員工，也盛傳將於下月請辭。
曾於中宣部任職的時政評論員吳稼祥對於《財經》出現的人士變動，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予以形容，他更認為，《財經》能夠披露不少黑幕，跟它分享到政治權力不無關係。
他說：「《財經》能存在至今天，它是應該在政治權力上分了一杯羹，它能分享了一部份權力才可以維持到今天，否則早就關閉了，如果不是這原班人馬在辦可能己經關了十幾回。」
不過，他指是次人事變動並非如台灣總統陳水扁般，諸事皆於政治掛勾，按他所知，引致今次人事變動，商業秘密亦是原因之一。
《財經》雜誌乃由簡稱「聯辦」的「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營運。「聯辦」乃由九家全國性非銀行金融機構集資，之後，再獲得政府內跟證券金融有關的部門准許，因而獲得成立為事業單位。期後，「聯辦」透過香港一間上市公司財訊傳媒集團簡接上市。
據一名不便透露名字的北京新聞學教授對本台記者分析，《財經》雜誌過去較敢於觸及敏感新聞，跟擁有《財經》雜誌的「聯辦」與政府財金部門有良好關係有關，因為在中國境內沒有這些部門的支撐，消息很多時都不能往外披露。由於，雜誌的報道相對暢通無阻，重大事件可獲得報道，故慢慢助長了編採部職工的勢力，因而招來管理層關注。他指，聽聞胡舒立有感管理層施壓加劇，另外，在引入外資合作的計劃中，編採部職工股權分配及比例的問題，亦令雙方歧見加劇。該名教授指出，編採部職工能由受僱變成僱主，除可增加自己的財富外，更重要是擁有話語權，不再受大股東的指點。
《財經》雜誌公關部負責人張立輝對本台記者說，編採部仍然運作，對於外界的多項傳聞，她說現階段不便評論。
中國境內媒體能夠在新聞管制環境相對嚴的環境下，仍能揭露事實真相，很多時跟後台勢力有關之餘，也跟所屬地區有關。在中國境內，北京及廣東均被視為領導較為開放的地方，故此，獲得廣東省黨宣傳部支撐的南方報業集團過去相對敢於揭露官場內的黑幕。但是，後台的支撐卻絶不是永久，西藏3．15事件後，由於當時南都週刊副總編輯長平撰寫了一篇批判過份民族主義情緒的文章《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後，導致集團立即被整肅，長平更被辭退職務。
獨立新聞工作者昝愛宗指，新聞工作者即使在一所後台較強的媒體工作，但是，他們不竟是打工的，哪管是總編輯，也都是打工的，並不是老闆，即使如《財經》的事業單位「聯辦」，它也不是老闆，因為它也要靠政府部門的後台支撐。
「你的命運是掌握在你的事業單位裏，它要你做你就做，給你多少錢就多少錢，你不願意幹你走人，就是這個結果，沒有別的。」
他說，即使僱員身份變成僱主身份，情況也不會有很大的轉變。
「換了另一個媒體，也是存在著同一個問題，你沒有決定權。同一個矛盾還是不能避免，因為你這個媒體是事業單位控股，別人不會給你個人來控股，你有一部份股權只不過可能說你的收入可能高一點，媒體的命運還是一樣。」
他認為，唯一解決新聞工作者脫離政府操控新聞採訪的辦法，就是中國政府准許私人辦報，可是，這個願望不能實現。約於2007/2008年間，昝愛宗便多番嘗試向新聞出版總署申辦一份名為《中國真話報》，但是，一直未獲總署批准。
不過，媒體資深人楊繼繩認為，中國境內媒體除了面對官方的新聞箝制外，其實，還有其他。
「過去的媒體是官方控制，現在的媒體還是市場資本的控制。媒體自己也有自律，自己自律不要違反政府裡的規定，上級不容許或者領導，都有這個問題，自我審查，自律，自我約束，有這個東西。」
媒體自我約束的例子，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去年九月，石家莊三鹿奶粉受污染事件，中宣部並沒有下達指令不許媒體報道有關事件，可是，眾多媒體獲悉後仍三緘其口，迄至事件拖延多月方被揭發。
昝愛宗指，這跟中國境內媒體甘願在圈子之內再劃地為牢有關。
「大部份的媒體在圈子裏又劃一個小圈子，在小圈子活動，大圈子的不敢碰。但是，《財經》可能在這方面敏感性比較高，知道那些有問題，那些不出問題，所以，它就在外面的底線遊走一下，並不是它的膽子比較大，如趙紫陽的去世，沒有報紙敢登，它們知道這些不可玩。」
要能夠更變這個現象，楊繼繩認為，唯一的辦法就是中國政府真正落實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中保障人民有言論自由，這樣方能夠抗衡現時媒體中出現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