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财经》杂志是勇于揭露官场黑幕消息的书刊之一，上月传出，杂志社营业部总经理吴传晖于九月廿五日提出请辞，四日后，包括两名副总经理张翔及傅继红，及其他八个部门总监级别兼下属职工逾六十多人，也一起递交辞职信。言犹在耳，一手创立杂志社的主编胡舒立及其编采访各员工，也盛传将于下月请辞。

曾于中宣部任职的时政评论员吴稼祥对于《财经》出现的人士变动，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予以形容，他更认为，《财经》能够披露不少黑幕，跟它分享到政治权力不无关系。

他说：「《财经》能存在至今天，它是应该在政治权力上分了一杯羹，它能分享了一部份权力才可以维持到今天，否则早就关闭了，如果不是这原班人马在办可能己经关了十几回。」

不过，他指是次人事变动并非如台湾总统陈水扁般，诸事皆于政治挂勾，按他所知，引致今次人事变动，商业秘密亦是原因之一。

《财经》杂志乃由简称「联办」的「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营运。「联办」乃由九家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集资，之后，再获得政府内跟证券金融有关的部门准许，因而获得成立为事业单位。期后，「联办」透过香港一间上市公司财讯传媒集团简接上市。

据一名不便透露名字的北京新闻学教授对本台记者分析，《财经》杂志过去较敢于触及敏感新闻，跟拥有《财经》杂志的「联办」与政府财金部门有良好关系有关，因为在中国境内没有这些部门的支撑，消息很多时都不能往外披露。由于，杂志的报道相对畅通无阻，重大事件可获得报道，故慢慢助长了编采部职工的势力，因而招来管理层关注。他指，听闻胡舒立有感管理层施压加剧，另外，在引入外资合作的计划中，编采部职工股权分配及比例的问题，亦令双方歧见加剧。该名教授指出，编采部职工能由受雇变成雇主，除可增加自己的财富外，更重要是拥有话语权，不再受大股东的指点。

《财经》杂志公关部负责人张立辉对本台记者说，编采部仍然运作，对于外界的多项传闻，她说现阶段不便评论。

中国境内媒体能够在新闻管制环境相对严的环境下，仍能揭露事实真相，很多时跟后台势力有关之馀，也跟所属地区有关。在中国境内，北京及广东均被视为领导较为开放的地方，故此，获得广东省党宣传部支撑的南方报业集团过去相对敢于揭露官场内的黑幕。但是，后台的支撑却絶不是永久，西藏3．15事件后，由于当时南都周刊副总编辑长平撰写了一篇批判过份民族主义情绪的文章《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后，导致集团立即被整肃，长平更被辞退职务。

独立新闻工作者昝爱宗指，新闻工作者即使在一所后台较强的媒体工作，但是，他们不竟是打工的，哪管是总编辑，也都是打工的，并不是老板，即使如《财经》的事业单位「联办」，它也不是老板，因为它也要靠政府部门的后台支撑。

「你的命运是掌握在你的事业单位里，它要你做你就做，给你多少钱就多少钱，你不愿意干你走人，就是这个结果，没有别的。」

他说，即使雇员身份变成雇主身份，情况也不会有很大的转变。

「换了另一个媒体，也是存在著同一个问题，你没有决定权。同一个矛盾还是不能避免，因为你这个媒体是事业单位控股，别人不会给你个人来控股，你有一部份股权只不过可能说你的收入可能高一点，媒体的命运还是一样。」

他认为，唯一解决新闻工作者脱离政府操控新闻采访的办法，就是中国政府准许私人办报，可是，这个愿望不能实现。约于2007/2008年间，昝爱宗便多番尝试向新闻出版总署申办一份名为《中国真话报》，但是，一直未获总署批准。

不过，媒体资深人杨继绳认为，中国境内媒体除了面对官方的新闻箝制外，其实，还有其他。

「过去的媒体是官方控制，现在的媒体还是市场资本的控制。媒体自己也有自律，自己自律不要违反政府里的规定，上级不容许或者领导，都有这个问题，自我审查，自律，自我约束，有这个东西。」

媒体自我约束的例子，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去年九月，石家庄三鹿奶粉受污染事件，中宣部并没有下达指令不许媒体报道有关事件，可是，众多媒体获悉后仍三缄其口，迄至事件拖延多月方被揭发。

昝爱宗指，这跟中国境内媒体甘愿在圈子之内再划地为牢有关。

「大部份的媒体在圈子里又划一个小圈子，在小圈子活动，大圈子的不敢碰。但是，《财经》可能在这方面敏感性比较高，知道那些有问题，那些不出问题，所以，它就在外面的底线游走一下，并不是它的胆子比较大，如赵紫阳的去世，没有报纸敢登，它们知道这些不可玩。」

要能够更变这个现象，杨继绳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中国政府真正落实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保障人民有言论自由，这样方能够抗衡现时媒体中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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