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陸豐市烏坎村本月初成功實踐被視為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的首次真正民主選舉，村民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自己心儀的村委會成員。在過去，中國可以透過普選產生行政架構或自治組織的領導層和核心成員，在不少國民眼中簡直是天方夜談，與實際環境與政治氣候仍遙不可及。烏坎普選事件，或多或少，令一些人對未來抱有憧憬。
北京市民張小姐從網上討論區獲悉烏坎村選舉事件，但對於能否在全國推行存有疑問：“這件事若能夠在全國推動，當然是好事。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案例，全國也可能未曾出現過這樣民主的選舉。這若能是開頭，全國先從村，縣，市，省最後到國家，都是這樣很民主的選舉，當然是很好的事情。我覺得對中國是一個推進，進步。”
不過，她明白要循序漸進甚至即使推行不到已是預算之內，她說，這與其認識中國的國情兼過來人的經歷有關。一直在城市長大的張小姐被問到自己的投票經驗時，第一個反應就是選舉是內訂的，她記起年少時曾經試過投票，雖然，已忘記那是什麼層級的選舉，但是，她牢牢地記起，那次投票她跟本沒有選舉權，因為有人指明她要把票投給某人。
再者，普遍的中國公民都是抱著一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面對自己周邊的事，更重要的是，因為上一代的人大部份都曾經歷過土改、文化大革命等重大政治事件，故此，無不目睹人性的陰暗面，故在潛移默化下她這一代的人已絶少理會選舉的事，她記憶中已故的七十多歲父親在世時，也沒試過拿著一張選票去投票。
相對張小姐而言，山東大學管理學院退休教授孫文廣則十分珍惜自己的選票，不過，他不是選民而是不獲批准的獨立人大代表參選人。他看着烏坎村村民可以公開地在公共地方宣讀自己政崗的理念時，他心裏感到戚戚然。
“當然有。我們得不到公開、公平、公正的選舉，他們卻有。但是，也望烏坎村可以對其他的選舉起到一個表率作用，有些地方可以向它學習。”
去年十二月，孫文廣教授在他大學選區履行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參選該區的人大代表，換來的是，他的演講被公安指策劃非法集會，所有宣傳參選政崗的海報等被撕毀，朋友及學生更被恐嚇，自己最終既不能參選又不能依法往投票站投票。不過，他仍滿心希望烏坎村的選舉模式能夠在中國發揚光大。他明白除了要國家有明確的政策外，也要看參選人的意志。
孫文廣記起四年前，濟南有两條村同樣有類似烏坎的事情，最後两名維護民權益的人士被公安帶走兼判坐牢，可是，二人並未退縮，出獄後參選村代表，終於被村民選上，只不過，二人的獨立性很快受到動搖。
“上級跟他談話著他好好工作，問他是否要加入共產黨，加入後可以當黨支部書記，有什麼困難也可給他幫忙。就是一名為大家維權曾坐牢的人，之後選上，就當了黨支部書記，他也是村委會主任，即是他被共產黨拉攏去了。”
去年，同樣參選人大代表，一樣是獨立參選人的徐春柳，參選的選區不是山東而是北京，過五關斬六將後，他終於可以成為候選人，不過，不是正式候選人而是被劃為另選他人一欄內，更要選區的選民主動把他的名字寫下兼再底下劃一個圈方為合格的選票。不過，結果一樣，選不上。對於村的參選人與人大代表參選人遭遇的天壤之別，他有這樣的理解。
“去年那一波（茉莉花）出現時，估計給了紅色壓力，所以，參加的也沒有成功，壓抑後，它會更加謹慎，會更加反彈，你參與度高，他越害怕，所以，反彈的力量也越來越大，所以，很多人參與就沒有多少人成功。”
參選人遭遇不同之餘，公民把握自己公民權的權利，他同樣覺得村與社區有分別。
“烏坎跟社區選舉有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是，農村涉及到一個重大利益問題，就是土地，但是，城市社區一般不會涉及到那麼重大利益紏紛。”
他指，由於村長掌握土地的命運，有經濟利益，故村民的參與度會非常高。至於一般社區代表，並不能解決什麼重大問題，因此，人的參與度及民眾投票的熱情度都會不高。不過，現時才三十出頭的徐春柳對於四年後的人大代表選舉，他肯定地說會再嚐試。
今年人大會議，廣東省人大代表團吸引了眾多媒體採訪，透過烏坎村選舉聚焦在政制改革上，黨委書記汪洋及廣東省省長朱小丹亦大談“打破既有利益格局制約”、“從政府頭上切實推進改革”，汪洋更坦言，烏坎村的民主選舉只不過是按照村民委員會的《組織法》及《廣東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進行，並沒有任何創新。汪洋說：“只不過把選舉法和組織法的落實過程做得非常扎實，讓這個村子在過去選舉中走過場的形式做了紏正，如此而已。”
汪洋所說的《組織法》是指一九九八年就一九八七年訂定的《村委會組織法》作出重大修改後的《村委會組織法》，當中包括有海選制度，明確規定村民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換村民委員會成員，此外，鄉鎮政府的關係，不得干預村民自治範圍內的事情，不過，有關法例亦清楚增加村黨支部在村級組織中的地位，述明“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按照中國共產黨章程進行工作，發揮領導核心作用”。
一直關注時事的廣東網絡人士野渡聽罷汪洋的一席話，他說，汪洋講話的背後有複雜的政治背景。他說：“自去年初茉莉花至今，中國體制內外都出現了一個強烈的反彈，即去年茉莉花整事件中，官方重複以前紅色恐怖，拉人，惹人感不滿。這些事情一直發展致形成官民間對立。”
他不願猜測汪洋說話的動機，但是，他認為汪洋的話肯定了一件事：“他的說法承認了體制內一股潮流，必須要重新正視政治改革，所以，汪洋及朱小丹在两會裏都不斷在談政治改革，談烏坎事件。”
他覺得，要在廣東省推廣烏坎村的選舉制度是一種不可能的任務，因為當中涉及利益集團的整體利益，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覺得先在鄉村推廣公平、公開及公正的選舉制度又是可行，因為村一級的選舉並未影響執政黨的地位。他認為，要真正解決現時農村土地問題，必須要真實地推行改革，否則烏坎村只可能成為個別例子而已。
研究中國選舉制度的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林峰對烏坎村出現的選舉進程，十分關心。他說，烏坎村選舉跟過去各地的選舉有非常大的分別，村民都是積極投票及揀參選人，背後可能因為村民有土地這看得見的切身利益有關。
不過，寄望由村可以擴展到其他級別的選舉如人大代表選舉，同樣履行公平、公開及公正的選舉制度，林峰坦言，有難度：“村委會在中國的憲制架構裏，屬於一個自治組織，它不屬於政府的憲政框架內。在政府機構框架裏，是鄉鎮。倘是鄉鎮的人大代表，他就屬於憲政機構架構內，所以，當選人大代表後，在我的研究發現，共產黨對人大仍未想放手。”
他估計，中國總理溫家寶三番四次講政改，反映了上層可能真想改革，只不過問題出現在自己體制內中層的官員身上。他說：“整個國家特別是中間一層，他們有既得利益，他們的阻力太大，所以，再推政制改革之路，用不同的方法去推也是推不動。這就是關鍵點。”
他覺得，要真正做到政改，必須要由政治局常委有使命推行，另方面，再由下而上推，越多烏坎這類選舉情況發生時，政改之路方能推進。他承認，能否達致這目標，端視乎十八大政治局九名常委中，推行政改之心是否佔大多數。不過，林峰認為，現階段仍出現廣東省黨委書記的汪洋，已經可以做一點事。
“至低限度可以做到是在村這級推廣開去，如用烏坎模式在廣東推廣，以致全國我覺得都可以的，我相信在廣東推廣較容易，至於是否可以往外，端視乎他能否更上一層樓。”
中國政壇中常有一句老話“槍打出頭鳥”，故率先站出來說話者，可能往往會適得其反，林峰卻認為汪洋在烏坎選舉後，不會有被擠下去的情況出現。
“因為現時民心已變化了，雖然，中國人有些訊息看不見，聽不到，但是，人心想變，希望制度改變的願望是存在的。我相信，大部份政府內部的人都是想變。”
他更相信，汪洋是代表共產黨裏一部份人的想法，所以，他樂觀地認為
“中國的鄉村選舉，可能會有一個新的趨勢。由於我曾做這方面研究，發現我們以前鄉村選舉，不管那裏，基乎都是政府主導，推動選舉。”
烏坎村選舉制度能否拓大，暫時仍要拭目以待，不過，在新華社環球雜誌曾任職編輯的章文，在其個人著作《民主不是說着玩》便曾說“古今中外，膽小犬儒的國民和膽大妄為的政府，總是相得益彰！這種不敢擔當、遇事彎着走的國民性和專橫粗暴的權力一樣，都是民主的大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