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八九年民運期間，香港有不少民間團體，都支援北京發生的民主運動，而最早發起支援民運的，卻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由於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是最早公開表態支持香港主權回歸中國，與中國內地的大學和團體都保持良好的交往。而在六四事件前夕，中大學生會不僅最先派遣學生到北京天安門廣場參與民運，甚至列席北京高自聯會議、參與地下報章的編輯。有的中大學生一直留在廣場堅持到最後，目睹軍隊武裝鎮壓人民。而北京學運領袖柴玲，以及不少民運人士，亦都是在中大學生協助之下，得以逃離白色死怖籠罩的中國。
現任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的莊耀洸，當時是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外務副會長，瞭解中大學生會參與八九學運的不少內情。他在接受本台粵語組的訪問時，講述當年的一些細節和他十多年來對事件的反思。
記者：一九八九年民運期間，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到底做過什麼事？
莊耀洸：我們在八九民運上是不遺餘力的，當時的中大同學參與都很深入，以及起了很大的作用。因為在八九年四月底，已經有中大學生上北京，包括送去我們的捐款。當年中大學生會是第一個為北京民運籌款的香港團體，在四月廿四日開始籌款，四月底攜款上京後，亦有討論五月四日遊行。我們知道五月四日會有大規模遊行，香港學生配合，例如他們持中國憲法遊行，我們在香港亦持中國憲法遊行。知道他們用的口號，我們亦用，儘量同步。我們亦有列席北高聯和外省聯，由於香港學生攜帶了很多捐款，支持北京學生的活動。另外，他們有地下報紙《北京導報》，中大學生報的同學上京去幫手。亦有中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做文宣隊，宣揚民主意識。所以當時在北京的參與很全面，中大學生會這方面一路和北京學生有聯絡、一直支援和配合北京學生。
記者：那你自己有沒有參與北高聯，以及其他組織的聯絡工作﹖
莊耀洸：我自己通過中大學生會，駐北京代表與他們聯絡，因為我在香港一直都沒有去。我們有一個在北京的學生代表，與我們每天通一次電話，我就和他談過。很多訊息就是這樣得知的。中大在北京的同學，說他們在廣場很擔心鎮壓，於是搞天安門大學，我們得知後，就去籌措儀器、人事。我們就這樣透過兩邊的互動，分工合作。
在下一節，莊耀洸會介紹，在李鵬宣布戒嚴令，到六四後，中大學生會以至中大學生在這個時期所扮演的角色。
(絕食)雖然搞出很大的運動，但亦令學生與政府對立激化和加深，對此我們有保留。但在群眾運動中，通常不由個別團體左右形勢。
記者：由五月十九日戒嚴，到六月四日鎮壓當天，中大學生會當時的行動思路，以至所扮演的角色是怎樣的？
莊耀洸：最主要一件事是，就是減低鎮壓的可能性，這是最主要的方向。如何減低鎮壓的可能性？因為宣布戒嚴後，趙紫陽失蹤，又斷斷續續封鎖新聞，常有傳聞會鎮壓。我們想搞天安門大學，想找諾貝爾得獎者，名人支持，引起國際傳媒關注，儘量減低鎮壓的可能性。在香港搞全球華人大遊行，造成全球聲援的勢頭，希望可以減低鎮壓可能。香港為了更好支援國內，就搞了民主歌聲獻中華。總的來說，都是為了避免鎮壓。但當時的形勢很難估計，為何六月初開始風聲收緊？時鬆時緊，以為不會鎮壓，但最後還是鎮壓收場。
記者：當時在撤退、靜坐這些重大問題上，中大學生會內部意見又如何？
莊耀洸：最大問題首先是絕食，對絕食我們有保留。北京學生絕食原意是留到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政府可能讓步同意對話；但我們認為絕食真的會死人。如果只是為了等戈爾巴喬夫訪華，那只需要絕食兩天，十三到十五日便夠了。但不是這樣，這個做法雖然搞出很大的運動，但亦令學生與政府對立激化和加深，對此我們有保留。但在群眾運動中，通常不由個別團體左右形勢。
記者：去到六月四日，出現軍事鎮壓，在鎮壓開始時，香港中大學生會的人，怎樣看當時形勢，以及安排中大學生撤出天安門廣場？
莊耀洸：當時在北京的中大學生，全部去了天安門廣場，袛有兩個學生沒有去，一路與這兩位學生有聯繫，但到了半夜其他學生都沒有回酒店，半夜就透過校方，找新華社香港分社，透過港府聯絡英國駐華使館的人，幫手找中大學生，設法營救或協助他們，天亮後陸陸續續都平安歸來。
記者：當時學生見到的一些東西，有沒有很有系統地整理下來，我相信他們是鎮壓的重要目擊者。
莊耀洸：部分同學向傳媒講述在北京街頭、廣場的鎮壓情況，亦很密集地開會，最後出版了一本書，將他們在北京見到的事件，他們每天的所見所聞，行程，就很多史料和相片輯錄，出版了一本書，厚度有枕頭般厚。
記者：在六四之後，在協助營救民運分子上，你們做的事實際如何？有沒有一些較有名的民運分子找到你們求助？
莊耀洸：這方面的工作並非學生會的工作，是個別人的工作，包括是個別同學的工作，我們無參與救援，社會人士有。有些民運人士來到香港，甚至走到中大，有的同學就接待他們，去了宿舍住。有些在領事館中認人，見證他們有人在北京參與民運，我知同學有做這件事。至於部分人，例如柴玲，她曾在中大學生報藏身一段時間，那時我與中大學生報的人很熟悉，但我都不知，可見學生組織並沒秘密，但他們很認真，很能守秘密。我事後看到柴玲的文章，才知她曾藏在中大學生報內。
在下一段的訪問，莊耀洸會談到當時北京學生與中大學生一些分歧，以及他後來對社運的一些反思和看法。
記者：以你當時所知﹐你覺得香港和北京的學生，處理事情的手法，有什麼不同？
莊耀洸：他們（指北京學生）會非常保護中大學生，因為一旦發生事情，就要靠中大學生把訊息帶出去，所以覺得我們是不同的，有特殊的身份。而我們就覺得自己希望中港學運是一體的，不應有任何分別，所以一有消息實施戒嚴或軍事鎮壓，中大學生會專門走到天安門廣場，有事要一起承擔，五月中起已是這樣。到六四那天晚上也是這樣，一聽到開始鎮壓，差不多全部中大同學馬上由北京飯店衝到天安門廣場，中大學生是有一種這樣的心態，但北京同學認為香港學生要先走，有事香港同學要對外講發生了什麼事。在現實分析上，香港學生有事會引起國際更大的關注。但當時的香港學生，希望做到兩地並沒有區別。
記者：你會覺得中大學生會，有什麼事可以再做多一點？
莊耀洸：有一些事在運動過程中，是很難判斷的，因為在國內運動組織得鬆散混亂，如果有多點人上去，令協調做得好點，不會激化矛盾，令政府的強硬派沒有藉口鎮壓，至少我們可以嘗試去做。當時學生也有強硬派，原本對應否絕食，我們有保留，在是否撤出廣場上，我們事後看來，這些決定都不是百分百正確，甚至相當有爭議性。但現在脫離形勢，很難批評，但我們能夠參與討論，至少會減少對立。
記者：你現在投身社會運動，已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回看當年自己所做的事，你會怎樣看？
莊耀洸：我覺得那時是一個很難得的經歷，一方面可以參與如此重要的運動，但另一方面，紿終是一件很不開心的事，始終有很大的掙扎。有時我們討論一些問題，例如有同學提出向領導人下跪，要求領導人拘捕絕食學生，迫使學生不用絕食，因為他怕絕食學生會死。他是基於人道理由，但他是中大學生代表，但我們勸他不要這樣做，這是尊嚴問題，我們怎可向領導人下跪，要求拘捕絕食學生。雖然我們不想學生死，但這是原則。以往學生組織思考問題，純粹原則問題，不涉及人命。但那時我們思考的問題，已涉及到人命。日後我們思考問題，會深刻得多。
記者：你怎檢討當年中大學生會的做法？
而我們就覺得自己希望中港學運是一體的，不應有任何分別，所以一有消息實施戒嚴或軍事鎮壓，中大學生會專門走到天安門廣場，有事要一起承擔......
莊耀洸：總結而言，如果當時的條件下，那些人很盡力去做，我自己覺得，如果我自己或會長有機會上京，就會好很多。因為始終透過代表，但不是幹事，我們對運動的掌握，有一定距離。但當年財政困難，很遺憾沒有上去。當年我們會長想上京時，鎮壓已經發生。如果我們的幹事早些上京，對運動發展的掌握會更好，形勢便會好很多。
在最後一節，我們看回莊耀洸在一九八九年時所受過的洗禮，怎樣影響他日後投身社運。
現在，莊耀洸不但是一位執業律師，亦是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而民間人權陣線，就是曾經號召五十萬香港市民上街反對廿三條，間接導致多位政府司長辭職的民間組織。而他怎樣看，在一九八九年的經歷，如何影響他投身社運，以及中大學生會如何與中方決裂。
記者：這件事，對日後中大學生會的影響？
莊耀洸：首個影響是中大學生會與北京決裂。在七十年代關係很好，到八十年代關係都不錯，到八九民運後關係破裂，新華社春茗和國慶酒會都沒再請中大學生會出席。令日後中方委任大學校長出任港事顧問時，我們反對校長做政治花瓶，就連校政問題都與政治拉上關係，最後令學生會與校方關係惡化，令中大學生會反建制路向確立。以往多和政權溝通，但現在多講如何壯大民間社會、基層社會，這些日常生活有關的議題。很大的政治議題，到了基本法通過後就沒有問題。基本上，中大學生會就變得走向基層，以及與政權的代表長期對立。
記者：你怎樣看你八九年的經驗，對你之後搞社會運動的影響？
莊耀洸：香港的運動，非常受中國的政治形勢影響，不能只埋首香港的事，就忘記了一個更為重要，更大的形勢。當然我們要實際的事，都要在香港。但思考問題，要考慮中國的框框。這種想法、視野，香港的社運分子很多都缺乏了中國的一部分。(李建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