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中旬，司法部首次舉辦律師事務所黨支部書記培訓班，席間有一百名律師出席參與。司法部副部長趙大程表示，在律師事務所設黨支部或聯絡員，是重中之重的任務，這些人員在律師事務所須負重大政治責任，要牢牢保證政治方向及引導律師服務和諧社會建設等。
他更要求司法行政機關、律師協會要從政治和全局的高度重視，加強律師事務所黨支部建設。現時每所律師事務所若有超過3名黨員，便須設立黨支部，而黨支部更須肩負八項基本任務，當中包括確保黨的路綫方針政策、確保黨員律師隊伍不斷發展等。
趙大程的講話中，更清楚述明優先從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中推選黨支部委員，以便多渠道參與或影響律師事務所重要的問題決策，把黨的政策和黨組織的決議、意圖體現到律師事務所的決策、執行及監督的整體過程。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主席兼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律師認為，中國共產黨是要設立控制的機制，明顯是對律師抱有很大的戒心。他謂，共產黨把黨的政策影響律師的決策，明顯牴觸法律要求的公正兼獨立的原則，再者，律師不能受政治干預及有責任保密案中當事人的資料，可是，現時共產黨的安排除令人感到律師行業受政治干預，當事人更會擔心律師能否保持保密責任，資料會否被共產黨作為日後秋後算賬的材料。
對於，中國政府揚言依法治國的路綫，何俊仁抱有質疑。他說：這次的制度是一個好大好大的倒退，對法治進行好嚴重的破壞，讓人一種感覺依法治國已經毫無值得人信任的地方。
他認為，維權律師所做的均在法律及憲法的框架下進行，但是，執政黨卻予以打壓，從限制使投訴的維權人士無法申訴，沒有渠道作出司法挑戰，他指，這樣做完全是本末倒置、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是把社會的矛盾掃入地氈底，但實際上是製造危機。
何俊仁說：這樣做表面上是把社會的矛盾掃入地氈底，但實際上將會造成火山暴發，因為逾來逾多維權人士無從申訴，但是，為了自己的生存權可能會用法律以外的方式，甚至暴力的方式衝擊執法機構，政府部門，這更會造成社會不穩定。
近年間，中國境內出現一批十分關注公益事務的維權律師，為一群弱勢社群透過法律訴訟討回公道，最為人熟悉的個案包括去年發生的三鹿奶粉事件、西藏騷亂事件等﹐但與此同時﹐維權律師遭遇打壓的情況層出不窮，有律師無理被拘留、被打及不獲續發執業牌照之餘，最近矛頭更轉向專責公益事務的公盟負責人許志永，圖再施壓，遏止維權律師工作的擴張。
法律學者王友金認為，這次做法實進一步反映執政黨懼怕自己執政勢力不保，他指群眾的不滿逾來逾多，更一旦成為普遍的現象時，最壞的時機便會出現。他說：我相信必然，現時群體性事件到是為個別的利益而爭取，各種不同的利益零星地發生，如果有一日不同的利益構成全國人民同一的利益，到這時候，全國統一的事情就會構成重大的暴亂，到時便出現不可收拾的地步。
據《法制日報》報道，截至2009年4月，全國14222家律師事務所中，有黨員的律師事務所已有11529家，當中有11033家律師事務所建立了共產黨組織。另外，共產黨向1684家律師事務所派了指導員及聯絡員，現時共產黨的組織和工作在律師行業的覆蓋率已逾九成。
今年四月一日，廣東省佛山市一名快將刑滿出獄的盜竊犯劉玉山在高明監獄所，離奇暴斃一案。死者家屬四出奔波，誓而為兒子突然死亡的事件討回公道。可惜，案件開審至今，沒有半點兒進展，即使庭上有两名囚犯作證指出，是受看管人員指示毆打死者，但檢察院或法庭並未向監獄所進行詳細調查。
受劉家委託協助追查劉玉山死因的嚴先生對本台謂，他曾成功跟一名己出獄的囚犯取證，該人在獄中時剛好與劉玉山同囚，故能憶述自劉玉山轉往高明監獄後每天如何被囚犯、看管人員等毆打，又見監獄領導勒令囚犯共同隱瞞劉死亡真相的過程，但是，他跟檢查院等政府部門表達了有這證人後，並未獲他們理會，媒體更被勒令不准報道。所以，他認為，即使找來律師協助，亦不會對事件有所幫助。
他還表示，現時共產黨派員到律師事務所的做法，更令他感到不能相信律師。他說：不會相信，不過，要看那一個部門，如果按照是高明監獄時，我不會相信，要追究好像高明監獄這些部門時，就不能夠了，因為高明監獄的事直接影響共產黨，是司法系統聲譽問題。除非涉及民事，若涉及共產黨，政府部門，沒有那個律師有膽量這樣做。
維權律師李方平指，執政黨的安排，就是要把執政黨的講大局及社會主義的理念引進律師事務所裏，他覺得這樣做法並不可取，因為執政黨的責任該只集中在政策的大方向，並非要具體滲入到微觀層面。這樣做，他相信肯定會影響律師執業的獨立性，因為現時又多一個影響因素，且以新近不同省份連番出現小童中鉛毒案為例，小童的家屬能暢通無阻提出興訟，他未感樂觀。他說：只是我個人認為本地的律師要為這些受害兒童的家屬，提供法律幫助的話，相當程度會受到行政干涉，或者通過黨務系統的打壓限制。
不過，他對於民告官或行政訴訟的個案會否下降，他認為現階段難下定論。他表示：這要觀察吧，但總體來講，像這樣的訴訟，會逾來逾多受到阻撓。
孰諳中國法律兼經常處理中港两地個案但不願透露全名的陳律師謂，共產黨的安排明顯是對有黨員身份的律師造成困擾，因為他們同時間受到黨章約束。對於中國法治這個口號，他坦言感到悲哀。他說：我對中國法治的形容不是不幸，而是悲哀，今時今日，改革開放三十年，一直有這樣的市場及人的行動有了一定的自由，依法治國也放在憲法之上，我們見到未來的前景應該是好光明，但現在我們又見到一種短暫的黑暗，這要看執政者政治的胸襟，能否容許，能否維護真正如十七大內所言，扶助弱勢，但是，這只是講的層面，但是，真正由那些人去幫助，現在正好是有一群私人的執業者，他們對法治有一種信仰，對社會正義，公義有自己的價值，他們正在工作，可是，一旦踏界即跟一些群體性的事件或者對所謂社會和諧，這大局有衝突時，他們就被勸以大局為重，就這麼一句說話作為理由，這便會出現。
然而，他相信現階段只是短暫時刻，對未來仍抱有樂觀。他說：我見到樂觀是因為現時中國大陸確實有一些有心人，他們能夠利用這普世的價值在默默地追求，我相信任何黨派的利益都不能凌駕於人民大眾的利益。任何的當權者都不可能永遠地壓制下去，所以，我指的樂觀是見到有人在爭取。
一河之隔的香港，两個法律專業團體正密切留意有關安排的進展，而何俊仁亦已發信予台灣的律師協會反映中國境內法律專業界別的狀況，盼望同是中國人的法律專業團體共同關注事件的發展。
至於，代表香港法律界別的立法會議員吳靄儀則謂，她稍後會跟一群志同道合的香港法律界人士商議，思考如何加強與中國境內法律界溝通交流，除了現有較多集中了解執業方面的認識之外，更可就法治的概念等進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