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是怎看香港的学生呢？我觉得香港的学生可能不太理解历史的发展。

答：你可以说香港的学生对历史的摄猎可能比较少一点，可能他们自己关心也比较少。但是，这跟社会过去殖民历史的发展有非常深的关系。一个殖民的特色就是，它尤其不希望被殖民的人对自己的历史太关切，对自己的文化太投入，这对统治造成障碍，如日本统治台湾，是这样的；英国统治香港也如是，虽然它们的手法轻重不太一样。但是，总不会有一个殖民者希望被殖民者对自己的历史有强烈的认识、强烈的思想、强烈的主张，当然不会这样。

所以，了解这个历史，我觉得香港的年青人可以做的事认识自己的来龙去脉，然后有所补偿，这补偿除了是知识本身多一点摄猎之外，另外，就是如何用一个最开放的心灵去补缺现在的国民教育或是别人要你学的东西。你带一个最开拓的心灵来理解自己的来龙去脉，就如我刚才所说的，说不定香港的青年什么时候可以写出自己的香港史，这个香港史是真正自己香港人所关注的事，你不等待别人来写，自己可以写。但是，我特别希望香港的青年，你读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之后，你就不妨马上访问自己的父母亲或祖父母，然后，你听到的东西会让你吓一跳，因为在我自己短短的接触里已发现香港里有太多发生过精彩的故事，而香港人不知道的。所以，我会鼓励年青人读了这部书后做的第一件事，是采访你自己的家族史，从那里开始，就是最好的开始。

问：我们这一代人如何避过被伤害、被鞭挞、被侮辱？

答：这本书或者很多人会觉得不满意，已有很多朋友问到，「你书里写了那么多悲惨，但不可能到最后你就说，所有人都是被害者。谁是坏人呢？这世界没可能没有坏人吧！这问题你怎么解决？」我写得那么多罪与罚的事情，所以，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不可能不知这个问题的所在，只是，我写这本书时，我很清楚告诉我自己的事，我这本书的目的，不是处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问题，我做的事是把国家的或者那一个部队的国军的、解放军的、中国的、日本的，把旗帜打开，是国家的或战争中的旗帜打开，把它擦掉，让你看到内里的个人，这个人可能国军里的个人，可能是解放军的里头，可能是日军里的个人，然后把这内里的个人以致他的来龙去脉，他仍在流血的伤口给你看。

我对年青人期望，你看我对年青人这么用力的，希望廿岁的人愿意来读这本书，就是希望你在你的知识里头，虽然，我们都是螺丝钉，但必须要做一颗有思想的螺丝钉，你要思索这罪与罚的问题，你要思索你的个人跟集体之间的关系，你要这集体走到那处，所以，年青人一定要思索。

问：你对人生的看法有没有改变，你须要心理治疗吗？

答：老实讲，这四百天里几乎所有朋友找我吃饭都被我走溜。但他们仍原谅我。有些记者问我，那么多悲惨，我是不是边写边哭，或边做功课或跟做访问时哭？他们问，我才想这问题，我才发现这四百天中我没有眼泪，因为我发现做这件事我须要高度的、浓缩的关注，把这专注到一定程度连情感本身都是一种杂质跟干扰，到最后我必须要到文字艺术的处理时，更是没有情感。没有感情的意思是，我曾引用过一对作家在伦敦时的对话时说「如果，你的情感只停留在激动、感动这层次的话，做出来的艺术一定是次等的艺术。」这个体验，我以前不太有，在做这个艰难的作品时，我自己心的认识是「是的！」。在我写作的过程中，一点情感也没有。我自己完全掏空之后，我才能让我自己的作品有感动力。如果，我自己存在情感的激动，我想写出来的文字一定是不能打动你的文字。所以，我是不是要心理治疗呢？我说我四百天没有情感，在《亚洲周刊》的记者访问我的时候，我讲解放军攻进渖阳，国军就像绵羊一样被圈起来，然后送到某地方去，这时渖阳火车站前，人来人往，有一个尸体是用草席包起的，有人用粉笔凌乱的写著「我姓黄，我是湖南人，军校十七期，这场仗役会一败涂地，我今天就用我的死来告诉共军，以致全天下的人，国军实在没有忠烈之士。意思是，我作为士兵我已经尽了力气，但是，怎会惨败到这程度，那有将领一死以谢天下？所有的将军已不在，然后叫我们去死，我就死给你看，国军其实都不是这样。」这是草席包的尸体前写的一段凌乱的字。我跟记者提及此事，情感也激动了，要不要心理治疗？我不知道。我知道，这本书对长辈来说是一本集体治疗，我不知香港怎样，但至少在台湾，它已是一本集体治疗的书。

问：我买了这本书，看了一半。你说，你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谁是胜利者呢？有个问号。我有一个大胆的建议给你，你能不能把你的著作，以失败者的下一代送给中国大陆领导人胜利者的下一代，让他们好好的看。

答：今天有一篇文章在《信报》上说《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本书在大陆的网络上被封杀，所有的评论、报道以致网友的讨论都要删除。我来这里时，已有记者问我这事，其实，我写这书时，我的第一读者是台湾读者，因为你不能说我是对全华文世界，因为全华人的情感都不一样，不可能的，你有第一读者。我写这书的整个过程中我的第二读者是谁呢？是大陆读者。我非常希望这本书可以给大陆的读者看到，我甚至认为这书如要改个名字，可以加个附题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所不知道的台湾」或者就叫「战争与和平」。我想说的是，你看这本书后可能跟我有共同的感觉，就是战争的残酷是无法想像的，因此，海峡两岸的和平，作为一个价值，它的价值远远超过统一或独立，和平的价值超过任何的价值，如果大陆人看过这本书知道台湾人原来是怎么样走过，理解过后，我相信仇恨是好难存在的。同样，我也很希望有这样性质的书写大陆的，让台湾人明白大陆人的情感是怎么样，所以，现在这本书在网络上被封杀，我是理解的，因为十月一日就是办喜事，可能在这日后，回复正常，有人看过的都知道，因为这是一本疗伤，和平的书。

问：你认不认同在中国的文化与人格里，尤其是读书人里，有一部份人有很深的自命得意，自以为是的责任感和权利愿望，愈是读过书的人愈是在历史大潮中自以为是，很容易鄙视与判断，以致在很多重大决策中做成非常可怕的后果，你觉得这是不是中国人文化中少少的毛病？

答：我几乎很少认为某些特色是属于中国特色，你说读书人的自以为是，傲慢等等，德国知识份子不是这样的吗？开玩笑，没有差别的。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中国的民族性或是中国的本身问题，相反，我觉得它是一个共同结构性的问题。我会想到中国知识份子的影响，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但读多一点点时，你会发现这建议是他身边的一名知识份子李斯所弄的，很多事情是来自知识份子。知识份子如果对于自己的知识可改变兼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的话，这种絶对性才是危险的东西，它是蛮的，不留空间怀疑自己认为是对的东西，这是危险的，我觉得跟中国的民族性关系不大。

问：按已发生了的历史来看，你觉得这个世界会怎样变化？历史怎样影响我们的社会？

答：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世界往哪个方向走，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国家或国家们往哪个方向跑，我们被政治家搞到我们都感到很失望及迷惑，你不知道我们可以怎样做。但我想讲的是，我想尝试做的是「你毋须依赖领袖、政治家或国家为你作出决定。」试想，在一个小小漆黑的房间里，每一个人好似一枝小蜡烛，每一个人有能力可以点燃一枝小蜡烛。如果，房间很黑，你可以想像每人点燃蜡烛后，这间房会有多么光亮。所以，我不想就世界会往哪个方向走而去沉思，我不知也不能控制到。但我却可以控制我自己，可以在一间小小的房间里，点燃一枝小小的蜡烛，一枝已经够令房间光亮了！

问：你现在写这本书跟当年写《野火集》的心情有何不同？另外，下一个大的伤口，你打算去碰？

答：写《野火集》的龙应台真的够天真，她刚刚从美国回到台湾，看见她不能忍受的现象，她就会说「奇怪，为什么这么简单，你不站起来抗议？你怎么能忍受这样的东西，还要活在那里！」这就是天真的义愤，她写《野火集》的时候，跟本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她的前面、多少人关在牢里、多少人失踪，她也不知道，但就是在这情况下写出《野火集》。写这本书，可能有一些评论人或读者会有误会，尤其是大陆读者，他们会说「以前，龙应台写那么厉害的文章，可是，后来会变成「亲爱的安德烈」，然后变成《目送》，她变温柔，变柔软了，所以，她的过程是从尖锐变成温柔」，可是，这个解释是错的，因为我是用右手写《野火集》，用左手写《孩子你慢慢来》，这两本作品是同时的作品，即是，你白天对抗威权政府，回到家后，你就喂奶。我觉得喂奶跟抗议一个威权政府，同样是一件顶天立地的大事。所以，跟《野火集》最大不同的是，第一：有一部份是核心的天真是保存在内里，因为你没有这天真，你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另一方面，对于人性更深一点的认识，对我们自己能力的不足之处、脆弱之处，多了一点认识。至于，大伤口是我处理自己的伤口吗？我写完这本书后的感觉是，刚攀登喜玛拉雅山后下来，完全不敢想像，尤其是攀山，所以，不知道，我随著感觉走。　

问：写完这书后，如果，你有机会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及台湾总统马英九见面，你会跟他们说什么？

答：跟胡先生见面，我相信永远不会，而且不须要见面，我写的文章，他可以见得到，他写的东西我看不到而已。我上次给他写的公开信，他还未有回覆。我想跟他说什么？我非常希望胡先生可以看到这本书，因为作为个人的命运在这大国之下，一点自主能力都没有。至于，我想对于那些掌有权力的人如胡先生，我都希望他可以看到这本书，来理解我这一个角度，便可理解台湾人辛苦之处，说不定可能会对台湾有不同的看法；同样，对于台湾未来的领导人，我也不知道将来会否是马先生或者胡先生，我觉得对于对方人民的历史的来龙去脉或情感忧郁之处是必要的，否则，你若永远停在政治的层面上，两边政治的领导人，他会思考的都是政治的协商，利益的交换或者现实的妥协与否，如果只有这层面而没有对情感理解的话，那这种和平都不见得基础是够是坚实的。

此次节目的时间又到了，下周正好是十一中国国庆日，届时我再邀请另一位嘉宾同各位分享他怎看这个特别的日子。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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