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苦苦挣扎一个星期，两次闯关大陆都被拒绝，两次求见中联办驻港官员，都没人理会。上海异见作家李剑虹(即小乔)，已经决定，在明天星期四(10/22)的晚上，坐飞机返回瑞典，离开有中国对外窗口之称的香港。

小乔在离开这片已回归中国的土地前，接受了本台的专访。“我个人去年四月份出国之前，是一直在上海生活，在上海居住已经超过10年。以前我是在公司里面工作，打工的。从差不多是2002年开始，因为接触网络，我自己也在网上发表一些文章，有一些文章牵涉到对中国政府的一些批评，比如说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状态，言论自由的现状，在些问题，包括威胁弱势团体，土地拆迁、房屋拆迁，这样就引起政府有关方面的注意。”

而她对六四的情结，也种下了被国家拒入家门的种子。她说：“他们大约在2004年就是六四15周年的时候，就有国保人员跟我接触。六四事件当年我也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我当时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大四年级的学生。正好面临毕业的一年，也卷入的这场运动，对这个惨剧的结果可以说是印像深刻，梗梗于怀，也是我的一个心结，这个事件至今没有解决。”

起初，国家宣传机器对小乔是先施以软功，但讲到中共的禁区，国家软功无非是要国民闭嘴，收声。她说：“六四15周年前后，他们有些国保部门的人员开始跟我谈话。跟我说，只是交流思想，了解一些我的想法。当然他们也给我建议说，以后有甚么问题，可以直接向我反应，向我们沟通。意思是他们认为，有一些合适的渠道，内部帮我解决，意见反应上去，希望我不要在互联网上面公开批评中国政府，说你会影响到一些人，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而四年前赵紫阳的去世，小乔对原则的坚持，私底下办个追思活动，原本只是为了对故人的尊敬、对自已的一种感情舒发，但想不到竟成为某些官员的眼中钉，并且与国家对立起来。她说：“2005年初的时候，因为赵紫阳先生去世，我作为89的学生，对于他当年放弃、牺牲了个人的前途，选择了良知，站在人民这一边，我是记忆深刻，对此也是很感动的，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值得我们记忆、追思的人物。当时我希望上海一些常有联系的网友，大家在一起，比如说外面找一个咖啡馆，举行一个小型的追思会，我的这个计划，我事先发邮件通知的时候，可能是被国保部门截获，所以他们就提前找上我，阻止了这个追思会。”

当然，官方的无形之手，除了伸到小乔的个人通讯外，还要牵连到她的工作单位，如威权社会的手法，同出一切。她说：“他们当时是提前到我当时工作的公司里把我带走，进行问话，传讯。随后又连续一个星期，要求我到他们指地的宾馆，每天下午去报到，跟他们谈上几个小时。”小乔也因此失去了工作，“这期间我也没法正常上班，工作。之后对我没有进一步的严厉的处理，但是因此影响了我的工作。那我后来，公司的老板，知道公安部门在调查我，比较紧张，所以我就被迫从公司里辞职。”

从此，一个独立的全职笔友、作家诞生，小乔也要多谢国家的逼上梁山。她说：“随后我又找工作，一直受到国保部门的干扰，后来我就被迫以写稿撰稿为生，获得一点稿费。但是他们又对我写文章一直采取干扰，打压措施。”她坦言，大陆的异议作家、独立撰稿人，生存处境是艰难的，并时刻受到政府部门的打压，被排斥在社会的边缘。他们要投书主流的报社、媒体，当局已经有了黑名单，不能用。

小乔说，“我们这些持有不同政见的异议作家，几乎是没有机会获得，比如说政府部门，体制内的、包括大学、研究所的职位的工作。另外，你在外面找一些私企背景的工作，也会受到他的一些干扰与打压。我们很难获得在内地的报刊，媒体上公开发表文章的机会，中共这种新闻审查部门，内部就直接有个黑名单，大概全国列进了几百人进去，是禁止在国内刊物发表文章的。”

而每到国家所讲的敏感日期，他们的生活就会变得难过。幸好，小乔她个性开朗，在香港沦为人球的一个星期，亦过得心平气和。她说：“尤其是最近两天，因为被拒绝回国，对我个人的生活有相当大的影响，可以说也是生活中比较大的一个挫折。也在想办法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就没有去怨天尤人，我这方面是这样思考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些持不同政见的异议者，在国内的处境非常困难。”她说，之所以平静，是因为国内有更多的笔友，比她的处境要惨得多，“包括有一些人比我的遭遇更大的打击，比如说有些人曾经在监狱里关过好几年，现在像我们笔会的一些会员，师涛、杜导斌，包括笔会的前会长刘晓波先生，他们至今仍然在狱中。”

小乔说，她自觉国家的这种威权状态，无可能在短期内没法完全扭转。而她也不太过悲观、也不太过乐观，只希望，能够一点一滴去改变。她说：“空间是一步一步的去争取过来的，共产党不会哪一天就想通了，突破就打我们应有的自由权都还给我们。我们不去尽力努力的话，可能很难改变这种状态。”

而她也做好了打算，为自己的抗争行为，作出个人的承担。她说：“我是觉得在国内，受到这种打压，能够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很重要，因为有一些人因为个人生活的的不如意，他是就比较对周围世界比较抱怨。包括抱怨跟他无关的人员，我受到深重的迫害，好像你们应该来帮我，应该给我甚么利益，否则我就很委屈，我认为这种选择是个人作出的选择，继然你做出这种选择，应该承担相应的后果。”

讲到老家上海，即小乔成长的地方，她认为政府的胸襟同宽容度不如北京。她说：“我对上海当局的做法也非常的不理解，因为不论是冯正虎先生，还是我个人。我认为我是没有任何的违法犯罪的行为，我很奇怪，我们两个先后出国之后，都被上海拒绝入境，那北京有些跟我们情况类似的，出国访问之后，还能够正常回去。比如说余杰，炮打中宣部的焦国标先生，他们都曾经在国外出访，回国之后，至少回国也很顺利。”

她认为北京比上海在政治上要开放，她说：“上海这个地方可能传统上就比较政治保守，比较左倾，从文革开始就是一个左倾的大本营，北京他作为一个全国的文化中心，相对政治比较活跃一些。天子脚下，好像是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地方，但他相对激进的知识份子，包括体制内的有一些开明人士，他更活跃一些，有可能是当地政府觉得，管的话，管不过来，就相对宽松一点。”

好啦，各位听众，有13亿人口的中国，就是容不下一个冯正虎，一个李剑虹，他们都不想与国家为敌，而就算做了一些不为国家容忍的事，中国都是他们的根，他们没有想过离弃这个根。但相反地，根要将一脉相承的苗除掉、国家要把血浓于水的人民赶走。中国泡制国民成为人球、令他们永远在外地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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