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苦苦掙扎一個星期，兩次闖關大陸都被拒絕，兩次求見中聯辦駐港官員，都沒人理會。上海異見作家李劍虹(即小喬)，已經決定，在明天星期四(10/22)的晚上，坐飛機返回瑞典，離開有中國對外窗口之稱的香港。
小喬在離開這片已回歸中國的土地前，接受了本台的專訪。“我個人去年四月份出國之前，是一直在上海生活，在上海居住已經超過10年。以前我是在公司裡面工作，打工的。從差不多是2002年開始，因為接觸網絡，我自己也在網上發表一些文章，有一些文章牽涉到對中國政府的一些批評，比如說批評中國政府的人權狀態，言論自由的現狀，在些問題，包括威脅弱勢團體，土地拆遷、房屋拆遷，這樣就引起政府有關方面的注意。”
而她對六四的情結，也種下了被國家拒入家門的種子。她說：“他們大約在2004年就是六四15週年的時候，就有國保人員跟我接觸。六四事件當年我也是一名在校大學生，我當時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大四年級的學生。正好面臨畢業的一年，也捲入的這場運動，對這個慘劇的結果可以說是印像深刻，梗梗於懷，也是我的一個心結，這個事件至今沒有解決。”
起初，國家宣傳機器對小喬是先施以軟功，但講到中共的禁區，國家軟功無非是要國民閉嘴，收聲。她說：“六四15週年前後，他們有些國保部門的人員開始跟我談話。跟我說，只是交流思想，了解一些我的想法。當然他們也給我建議說，以後有甚麼問題，可以直接向我反應，向我們溝通。意思是他們認為，有一些合適的渠道，內部幫我解決，意見反應上去，希望我不要在互聯網上面公開批評中國政府，說你會影響到一些人，影響到社會的安定。”
而四年前趙紫陽的去世，小喬對原則的堅持，私底下辦個追思活動，原本只是為了對故人的尊敬、對自已的一種感情舒發，但想不到竟成為某些官員的眼中釘，並且與國家對立起來。她說：“2005年初的時候，因為趙紫陽先生去世，我作為89的學生，對於他當年放棄、犧牲了個人的前途，選擇了良知，站在人民這一邊，我是記憶深刻，對此也是很感動的，所以我認為，他是一個值得我們記憶、追思的人物。當時我希望上海一些常有聯繫的網友，大家在一起，比如說外面找一個咖啡館，舉行一個小型的追思會，我的這個計劃，我事先發郵件通知的時候，可能是被國保部門截獲，所以他們就提前找上我，阻止了這個追思會。”
當然，官方的無形之手，除了伸到小喬的個人通訊外，還要牽連到她的工作單位，如威權社會的手法，同出一切。她說：“他們當時是提前到我當時工作的公司裡把我帶走，進行問話，傳訊。隨後又連續一個星期，要求我到他們指地的賓館，每天下午去報到，跟他們談上幾個小時。”小喬也因此失去了工作，“這期間我也沒法正常上班，工作。之後對我沒有進一步的嚴厲的處理，但是因此影響了我的工作。那我後來，公司的老闆，知道公安部門在調查我，比較緊張，所以我就被迫從公司裡辭職。”
從此，一個獨立的全職筆友、作家誕生，小喬也要多謝國家的逼上梁山。她說：“隨後我又找工作，一直受到國保部門的干擾，後來我就被迫以寫稿撰稿為生，獲得一點稿費。但是他們又對我寫文章一直採取干擾，打壓措施。”她坦言，大陸的異議作家、獨立撰稿人，生存處境是艱難的，並時刻受到政府部門的打壓，被排斥在社會的邊緣。他們要投書主流的報社、媒體，當局已經有了黑名單，不能用。
小喬說，“我們這些持有不同政見的異議作家，幾乎是沒有機會獲得，比如說政府部門，體制內的、包括大學、研究所的職位的工作。另外，你在外面找一些私企背景的工作，也會受到他的一些干擾與打壓。我們很難獲得在內地的報刊，媒體上公開發表文章的機會，中共這種新聞審查部門，內部就直接有個黑名單，大概全國列進了幾百人進去，是禁止在國內刊物發表文章的。”
而每到國家所講的敏感日期，他們的生活就會變得難過。幸好，小喬她個性開朗，在香港淪為人球的一個星期，亦過得心平氣和。她說：“尤其是最近兩天，因為被拒絕回國，對我個人的生活有相當大的影響，可以說也是生活中比較大的一個挫折。也在想辦法爭取一個好的結果，就沒有去怨天尤人，我這方面是這樣思考的，就是我們現在這些持不同政見的異議者，在國內的處境非常困難。”她說，之所以平靜，是因為國內有更多的筆友，比她的處境要慘得多，“包括有一些人比我的遭遇更大的打擊，比如說有些人曾經在監獄裡關過好幾年，現在像我們筆會的一些會員，師濤、杜導斌，包括筆會的前會長劉曉波先生，他們至今仍然在獄中。”
小喬說，她自覺國家的這種威權狀態，無可能在短期內沒法完全扭轉。而她也不太過悲觀、也不太過樂觀，只希望，能夠一點一滴去改變。她說：“空間是一步一步的去爭取過來的，共產黨不會哪一天就想通了，突破就打我們應有的自由權都還給我們。我們不去盡力努力的話，可能很難改變這種狀態。”
而她也做好了打算，為自己的抗爭行為，作出個人的承擔。她說：“我是覺得在國內，受到這種打壓，能夠保持一種良好的心態很重要，因為有一些人因為個人生活的的不如意，他是就比較對周圍世界比較抱怨。包括抱怨跟他無關的人員，我受到深重的迫害，好像你們應該來幫我，應該給我甚麼利益，否則我就很委屈，我認為這種選擇是個人作出的選擇，繼然你做出這種選擇，應該承擔相應的後果。”
講到老家上海，即小喬成長的地方，她認為政府的胸襟同寬容度不如北京。她說：“我對上海當局的做法也非常的不理解，因為不論是馮正虎先生，還是我個人。我認為我是沒有任何的違法犯罪的行為，我很奇怪，我們兩個先後出國之後，都被上海拒絕入境，那北京有些跟我們情況類似的，出國訪問之後，還能夠正常回去。比如說余杰，炮打中宣部的焦國標先生，他們都曾經在國外出訪，回國之後，至少回國也很順利。”
她認為北京比上海在政治上要開放，她說：“上海這個地方可能傳統上就比較政治保守，比較左傾，從文革開始就是一個左傾的大本營，北京他作為一個全國的文化中心，相對政治比較活躍一些。天子腳下，好像是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的地方，但他相對激進的知識份子，包括體制內的有一些開明人士，他更活躍一些，有可能是當地政府覺得，管的話，管不過來，就相對寬鬆一點。”
好啦，各位聽眾，有13億人口的中國，就是容不下一個馮正虎，一個李劍虹，他們都不想與國家為敵，而就算做了一些不為國家容忍的事，中國都是他們的根，他們沒有想過離棄這個根。但相反地，根要將一脈相承的苗除掉、國家要把血濃於水的人民趕走。中國泡製國民成為人球、令他們永遠在外地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