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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學運風雲驟起，形勢急轉直下。蘇煒再次卷入“十二學者上天安門”的事件當中。他回憶，當時是希望政府和學運都能在和平理性的軌道上解決危機。但是政府悍然戒嚴，繼而六四屠殺。這完全超出知識分子、學生和普通百姓的想象以及承受能力，也令整個世界無比震驚。
蘇煒回憶當日的心理震撼，簡直難以言喻。到了美國大學教書，20年來他見到很多來自大陸的留學生，對六四事件甚少有認識。最極端的一個學生，完全接受和堅執大陸政府灌輸給他的説法，不但在論文裏這樣學舌，而且還在校園裏到處和人辯論。最後因爲他腦内既定的概念和嚴酷的真相發生尖銳衝突，導致他精神崩潰，不得不長期去看心理醫生。
北京政府花了足足二十年時間也想明白了，不再強調“平暴”和所謂“正確決定”，而是自己悶聲再封悠悠天下之口。於是想起二十年前臺灣同胞獻給八九民運的《歷史的傷口》：“蒙上眼睛，就以爲看不見；捂上耳朵，就以爲聽不到；而真理在心中，創痛在胸口；還要等多久，還要沉默多久？如果熱淚可以洗淨塵埃；如果熱血可以換來自由；讓明天能記得今天的怒吼，讓世界都看到歷史的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