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獲獎對中國政府來講﹐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這次是高瑜第二次獲得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的“新聞勇氣獎”，對比上一次1995年，再次獲獎感受如何？
高瑜說﹐１９95年獲獎的時候﹐她正在監獄中服刑。當時的消息封鎖很嚴。時隔11年之後再次得獎﹐她既感到高興﹐又覺得這反映了中國現在的新聞狀況。這對中國政府來講﹐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靠寫作和稿費為生”
今年62歲的高瑜﹐出生于中國重慶。她長期在中國新聞社從事媒體工作。1989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旗下的《經濟學週報》 任副總編。作為一名大陸資深的媒體人﹐高瑜的經歷可以算得上是歷經磨難。她在1989年6月3日早晨被公安強行\x{5e26}走﹐坐牢一年三個月﹔１９93年又因為在香港媒體上發表文章﹐被當局以“泄露國家機密罪”判刑6年。直到1999年2月以保外就醫的名義被釋放。那麼這些年﹐她和家人又是如何生活的呢﹖
高瑜說﹐她被釋放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拒絕給她安排工作﹐使她失去了生活來源。母親和丈夫也因為她的被捕而身體大受傷害。國內的媒體也不能刊登她的文章﹐因此她主要是依靠給香港媒體寫稿而維持生活。
“中國失去奧運主辦權﹐我成了一張人質牌”
1993年﹐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曾經邀請高瑜來美國作訪問學者。但就在高瑜離開中國前夕卻突然遭到逮捕。在訪問中﹐高瑜談到這次被捕的真實原因﹐實際上是與中國失去2000年奧運會主辦權有關。
高瑜﹕因為中國政府認為2000年奧運會主辦權失敗﹐是西方政府做了手腳。它要表達它的憤怒和怨氣。所以我就成了中國一張人質牌。當時北京市長陳希同在最後階段曾經向中央請求﹐必須釋放魏京生﹐如果不釋放魏京生﹐我們沒有希望。所以在奧運會表決的前半個月﹐把魏京生釋放了。這算是中國政府向西方做的很大一個讓步。因為抓捕魏京生是鄧小平的決定。當時鄧小平決定中國的一切。你想在這種情況下﹐是很駁他的面子的。
“現在的中國領導人應該突破毛時代的政治暴力”
近年來中國的媒體變化非常大，政府也開始有新聞發言人机制，媒体也是競爭很激烈，也報導了不少社會的“黑暗面” 和官場腐敗的狀況。這是否意味著中國新聞自由狀況正在改變呢﹖
高瑜﹕中國現在的體育或娛樂新聞﹐與香港､台灣已經沒有什麼區別。設備一點不比國外差﹐甚至更加有錢﹐這方面已經完全商業化了。但是政治上的嚴格控制﹐使政治新聞﹐或涉及經濟方面的重大決策､過程､存在的問題﹐甚至包括環境污染和社會矛盾問題﹐仍然受到嚴格控制。目前仍舊沒有新聞法﹐唯一一個新出臺的對突發事件新聞的處理方法﹐卻是限制新聞自由的。
高瑜希望現在的中國領導人能夠突破毛澤東時代留下來的政治暴力。同時對現在年輕一代的新聞人抱有很大的希望。
“中國有良知的記者非常多”
高瑜﹕其實我們中國有良知的記者非常多﹐如果面臨失去一切的威脅而站出來也是不現實的。但現在年輕人對網絡都非常熟悉﹐他們在社會中能夠選擇的自由度也大了很多。他們有更多的方式去表達意願。
高瑜最後向記者表示﹐她計劃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直保留給她的訪問學者的邀請﹐來美國寫一部自傳，並將繼續用自己的筆﹐為中國的新聞自由而努力。（李靜文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