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党史故事﹕蒋介石为甚么不能容共﹖--戴晴


1998.11.23

不久前,已经离任的最后一届港督彭定康说到亚洲危机与中国改革的关系时,有一番精彩论述。他认为,中国如果再不进行政治改革、让民众有机会“透透气”的话,经济改革已经很难再上一个台阶。他说﹕“我就不信列宁主义与资本主义能那么含混不清地并行不悖。” 非常自然地,听到这话,我们会联想到邓小平在六四镇压之后,为挽救他濒临惨败的改革,说的另外一句与肥彭的意见相反的话﹕只要维持经济增长,管它姓“资”还是姓“社”。好啦,有了他的这句话,1992年之后,一片片农田被开发商“圈”起;一座座豪华大厦拔地而起;邓家的和别家的共产党员们也都不时时机地富了起来……,终于 到了今天——贫富悬殊、环境破坏、贪污腐败、道德沦丧。它们姓“资”还是姓“社”? 但不同的主义与信仰本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与一个社区的——这是人类自共同生存、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以来,最主要的经验与教训。但这并存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由主义精神﹕它不仅是一切制度与规章建立的根本,也是制定与遵守这些制度规章的人们的生活态度。于是我们知道,原来老邓的“先富起来”和“姓‘资’姓 ‘社’”里边少了东西﹕他的“资”是只有由社会主义权力转化出来的资本,而没有监督资本发生、维持资本运作的自由与法制精神。也正是在这里,肥彭给出了他否定的结论。 这又使我们想到了1924—27年间,理想与信念不同的国共两党的合与分——它们的合的初衷,是希望在远景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利用对方、壮大自己,这无可非议;但在它们决定分的时候,缺乏现代社会与现代政党意识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 孙中山去世不久,一批从一开始就与共产党格格不入的、被史家称为“极右派”的人,就提出召开会议,由多数决议,将共产党清除出去。无论他们如何事先密谋,无论如何“总理尸骨未寒”就动起手来,做法都是正当的;也比较懂得,无论合作还是竞争,包括最后破裂,都要有规矩。可惜当时共产党和国际代表运用计谋,使会议没有开成 。 接著,戴季陶开始发表被说成是“总理去世之后跳出来从理论上反共”的文章。戴氏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等在今天看来,固然算不上什么著作,但他的做法是光明的。共产党在当时若是有本事,把“打倒土豪劣绅”论证为“三民主义”的组成部分,并为两党所采纳,也能服人,包括令后人钦佩——可惜未见严肃的、达到学术水准的讨论——就是说,自己当时最擅长的理论探讨也没有得到发挥。 紧接著,中山舰事件爆发。这本来是一件算不上策划周密的事端制造,可惜两党内部的各种派系,又为了自己能得到敢于如此出手的流氓为同盟军,不但装作视而不见,还继续加强对他的支持来讨好他。与此同时,台面上不争的,台底下倒动作起来——“打倒土豪劣绅”。 回想“大革命”时期两党合作的历史,共产党究竟作了什么,使得国民党不但非把它排挤出去,还非要赶尽杀绝不可呢?从新公布的苏共历史案卷里,发现了这样的描述﹕“现存的国民党是我们建立起来的。它的计划、章程、工作都是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下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标准制定的……到目前为止,还不曾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我们提出一 项建议时,不为政府所接受和实行。” “缔造者”如此,怎么能奢望当时跟著它的命令转的国共两党具有现代政党的风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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