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黨史故事﹕溫和派的選擇﹙之一﹚--戴晴


1998-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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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前﹐在一九八八年秋天﹐在本該戊戌變法九十周年紀念的時候﹐北京一片寂靜。不知為甚麼﹐自己正在實行改革、對以他的政權為改革對象的革命也視若大敵的中共政權﹐竟不懂得紀念戊戌變法會給他們帶來的好處。 共產黨政權為了標榜自己的革命﹐在他執政的年代里﹐有意貶抑以馬列意識形態判斷而”淪為革命對象”的近代中國政壇改革人物﹐曾國藩是保皇黨﹐李鴻章是賣國賊﹐戊戌變法的康梁是小丑等等--譚嗣同是個例外﹐因為他被慈禧砍了頭﹐符合了毛澤東的另一個邏輯﹕”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 十年前的秋天﹐是自1949年共產黨掌權以來﹐中國的自由派最好的日子--鄧小平政治上”有限放手”的改革已經進行了十年﹐中國恢複了社會科學研究﹙比方說﹐除了大學﹐還有三個以”自由派”為頭目的研究所﹕政治學所、文學所、馬列主義研究所﹚﹔社會上有了好几家第一流的以自由礙為主要撰稿人的報紙刊物﹙《世界經濟導報》《文匯月刊》《新觀察》等﹚﹔政府里有開明的官員﹔社會上有開明的企業家﹐村民直選開始試點。就在這樣的氣氛下﹐中國的自由派們第一次在共產黨領導下自己作主﹐就重大政治問題召開研討會--這在十年后的今天是不可想象的﹙大家都知道北京的一家民辦發展研究所剛剛被禁掉﹚。 我們不可能有漂亮的會場﹐”戊戌變法九十周年討論會”在一個叫做”破禮堂”的簡陋的會議室里進行。大約有五十名當時北京思想界罪活躍的人物參加﹐包括了正在激烈爭辯著的兩派--大民主派和開明權威派。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這兩派人的政治理念其實是有著很大的差別的﹐但在那時候﹐沒有人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只是當我在我的發言﹙《從林則徐到蔣經國》﹚中談到”以中國之國情﹐專制只能在開明專制者手里結束”時﹐一位那時一本相當開放的刊物《華人世界》的主編”咚咚咚”走到我面前﹐捶著桌子、并且含著眼眾蛫D﹕”我們今天在這里紀念六君子的犧牲﹐倒有人來呼喚專制﹗”我正不知如何回答﹐一個聲音從會場的另一個角落飄來--”民主固然好﹐怎麼得到呢﹖”--《華人世界》六四之後極遭封﹔問話的吳稼祥六四之後即遭逮捕﹐在秦城關了四年。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知識界的這場大討論正在往深里進行﹐并且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參加時﹐學生上了街﹔接著﹐五十天之後﹐坦克封住了所有人的嘴﹕雜志報紙吊銷、參加紀念會的人幾乎全部被整肅﹔開明派官員下臺﹔街頭平民死難﹔”英雄們”﹙包括三位所長﹚流亡美國。 又是十年過去了﹐乍暖還寒的中國學界再度面對對戊戌變法的紀念。雖然已經有了與戊戌變法相當類似的”六四”﹔有了十年來具有突破意義的反思--﹙其中之一是對戊戌變法的再認識﹚﹔有了諸如《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系日》種類扎實詳盡的大型工具書的出版﹐生動、切實的自由討論已不能再戊戌變法的發生地開展﹐更遑論達到哪怕十年前的水準。一百年了﹐中國現代化最初的目標﹕思想和言論自由﹐還處在如此低的水平﹐問題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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