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聖誕節就要降臨的時候，美國人卻為反恐戰爭所帶來的新的政治問題所困擾。《紐約時報》最近的一篇報導說，布什在2001年911事件後不久發布秘密命令，同意美國國家安全局竊聽美國國內被懷疑和恐怖活動有關係的人的私人電訊。這項報導發表後在社會上和國會內引起了軒然大波，反對者認為總統的這項秘密決定超越了他作為政府行政首腦的權力，侵犯了公民的通訊自由。而布什政府認為現有的法律程序對政府監視個人通訊聯系的控制過於嚴格，不能適應反恐戰爭的特殊要求。
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911事件後，幾天之內，美國中央情報局就確定躲在阿富汗的基地組織應對這一恐怖事件負責。當國會通過了授權總統發動反恐戰爭的決議後，美國國家安全局被授權對進出阿富汗的通信進行竊聽，其中包括阿富汗和美國之間的通信。當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被美國推翻後，基地組織領導成員逃到其他國家，布什政府於是要求國安局擴大其情報活動的範圍，包括美國境內被懷疑和躲在這些國家的恐怖分子有聯繫的人的電訊，國安局在進行調查時可以不受司法部門的束縛。自這一行動開展以來，美國境內隨時都有數百人、海外有數千人的電話被竊聽。因為這項行動事關美國公民的通訊自由權，國家安全局要定期從總統那裡取得新的延期許可。布什說他已經對這項許可作出了多項延期決定。
如果按照這項政策的反對者的說法，那麼布什有違憲的罪名。但這項指控看來難以成立，因為布什這麼做畢竟是為了國家安全，並不是為了一黨或者一人的利益，和七十年代初的水門事件，即共和黨總統尼克松同意竊聽民主黨總部的電訊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這項政策能否維持下去可能會成為一個問題。
實際上，對公民通訊的監視自911以後就已經存在了，不過那是經過了司法程序的。美國國會通過《美利堅愛國法案》，授權聯邦調查機構在司法部的配合下可以用多種手段獲取受調查的公民的信息資料，包括政治和社會活動、商業和金融，健康和醫療。甚至公民在圖書館的借書記錄也可能成為調查對象，因為美國很多重要公共建築和設施的技術資料，如政府大樓、橋樑、水電站、地鐵等等都對公眾公開，因為這些用的都是納稅人的錢，公民有權利了解有關資料，但這些設施現在可能變成恐怖分子的襲擊目標。此外﹐聯邦執法人員在沒有搜查許可証的情況下可以進入私人住宅收集犯罪証據，可以對電話錄音。在處理一些被懷疑和恐怖活動有關的非法移民案件時，聯邦司法部可以要求法庭不向公眾公開審理程序和相關資料。
因此，這裡的問題並不在於能不能對公民的通訊進行監視。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同時也是一個理性的國家，在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時，多數人都會明白個人自由必須為國家安全作出犧牲的道理。問題是誰有這樣的權力作出這樣的決定，這樣的決定對個人自由的侵犯是否過分，它經過怎樣的法律程序受到認可，在實踐中司法機構又如何對執行部門進行制衡，確保這種特殊情況下的權力不至於被濫用。而布什在這個問題上之所以受到質疑甚至聲討，正是因為他作為總統對安全局授權監聽，在很多人看來超越了總統的權限。
實際上，即使是符合法律程序的《美利堅愛國法案》也在左派和自由派人士中受到了強大的抵制。有一個叫“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組織，在全國有30多萬成員，在許多州都有辦公室和機構，它成了反對“美利堅愛國法案”的主力。它在許多社區遊說，要當地立法和行政機構行使憲法賦予地方的權力，抵制國會通過的這個法案。在它的努力下美國很多州和市的議會通過決議，反對“美利堅愛國法案”，如阿拉斯加、夏威夷和佛芒特州，城市如丹佛、底特律、明尼阿波利斯、費城和西雅圖。很多知識分子集中的大學城理所當然地加入了抗議的行列，如麻州的劍橋市是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所在地，加州的奧克蘭和伯克利是著名的加州大學所在地。很多圖書館已經在入口處貼出醒目的告示，提醒讀者他們的借書記錄有可能落到聯邦調查機構的手裡。
反恐戰爭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戰爭。恐怖分子之所以得逞，正是因為他們利用了美國社會的開放、自由和對各種不同背景的群體的容納，利用了美國對普通人的生命的珍惜。這些都是美國立國之本。可以想象，在一個政府對社會嚴格控制的國家，在一個即使是在和平時期普通人的生命對於政府來說也完全不值錢的國家，在一個動不動就可以把一個特殊群體的全體成員都一網打盡、讓他們從社會上消失的國家，恐怖分子是很難有所作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