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大陸衛生部長高強，不同尋常地舉行了一場全國直播的報告會，就醫療制度改革對公眾進行解釋。在這個報告中，高強公開承認了一些人所共知的事實，如大陸百姓看病難，治病貴，但是，他刻意地回避了一個令當局最難堪的事實，那就是，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大陸已經從世界上醫療成本最低又比較公平的國家，變成全世界醫療最不公平，效率最低的國家。高強不可能不知道，世界衛生組織對全球一百九十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比較和評估，大陸在醫療公平方面排名倒數第三。但是，高強沒有勇氣把這一可恥的事實告訴國人，而大陸媒體對此也就樂得不報。不過，高強不得不承認的是，與收入水平相近的國家比較，大陸政府對民眾醫療消費的支援，相差甚遠。高強指出，泰國民眾醫療消費支出中，來自政府的補貼超過百分之五十，而大陸還不到百分之八。
大陸醫療制度的不公平和低效率正在成為對大陸政權最大的威脅。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大陸當局自稱三個代表，但多年來對百姓看病貴，看病難，一直都是麻木不仁。要不是國際輿論的壓力，大陸當局很可能至今還看不到問題的嚴重性。
最近，大陸衛生當局通過各種渠道明確表示，醫療改革不能走市場化的道路，說明當局開始認識到，保障國民享受最低醫療服務是現代政府必須承擔的最基本的責任，如果他們不能履行這一國際公認的政府責任，就會給自己帶來極大的政治麻煩。可惜，當年朱鎔基就沒有這樣的見識和知識，否則他把浪費在糧食改革上的幾千億投入醫療改革，會是莫大的功德。
現在的問題是，大陸當局雖然開始認識到自己的責任，但他們在醫療改革上已陷入困境，一籌莫展。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發改委最近在降低藥價方面遭到的嚴重挫折。據《21世紀經濟報道》披露，在一些政協委員的壓力下，溫家寶責成發改委近期對一些主要的藥品實現大幅度降價，以平息民眾的不滿。但是，這一舉措遭到了大陸醫藥界空前的抵制。24家醫藥行業協會集體上書國務院，要求當局聽取行業協會和企業的意見。由於醫療機構對降價的前景不確定，藥品採購量急劇下降，醫藥生產方寸大亂，利潤大幅下滑。也就是說，降價未成，發改委已經把整個醫藥行業搞亂了。一些藥廠不得不停產，一些基本藥品出現短缺，病人因此而不得不付出痛苦的代價。
大陸一位專家指出，“目前的看病貴，表面上看起來是藥品價格過高，其背後是體制和機制問題，藥品降價只是治標之舉”。這雖然有為醫藥界既得利益辯護之嫌，但卻是大陸的實情。問題是，大陸當局何嘗又不知這一點呢？
大陸當局十分清楚的是，目前挑戰醫療制度改革的，並非是大陸的財力不足，而是拿不出辦法克服醫療服務中巨大的道德風險。在所謂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大陸當局迫使醫療機構收入與藥費直接挂鉤，就像九十年代初的稅改一樣，走上了一條逼良為娼的道路。醫務人員要提高收入，唯一的辦法是多開病人不需要的藥。這個弊端其實早就暴露了，為什麼大陸當局不對症下藥，而是一味地企圖靠降價來解決問題呢？他們應該知道，藥價再低，也擋不住醫生亂開藥方，更何況，廠商有無限的辦法來生產高價的替代藥品，使那些降價的藥品乾脆從市場上消失。
要從這個陷阱中擺脫出來，需要兩個條件，第一是要打破對政府資源的壟斷，讓能夠提供高效率，高質量公共醫療服務的機構得到更多的財政支援；第二，也就是更重要的一條，就是允許民間的慈善醫療機構，特別是有信仰背景的醫療機構，與政府資助的機構展開競爭，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動員和集中社會的道德資源，為最易被歧視的弱勢群體，提供有效的醫療服務。
但是，大陸當局很難做到這兩條。第一，他們害怕對公共資源的競爭會損害自己的既得利益，第二，他們更怕有道德威望的民間機構的成長，對這個道德淪喪的政權帶來政治上的挑戰。於是，他們只有繼續自欺欺人，在藥品的價格上做文章，儘管事實已經一再證明，其結果只能是事與願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