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屆人大召開前夕，關於政治改革的議論成為大陸一些報紙炒作的熱點。這個現象的背景是，江澤民時代一再推遲政治改革，積累了不少問題，增加了大陸未來的風險。中共新領導人在各方面的壓力下，似有意推動政治改革。大陸傳媒當然要利用這個機會生出一些波瀾來。
最近一期《經濟觀察報》為政治改革專門發了一個專刊。專刊的前半部分是關於人大代表專職化的一個座談摘要。後半部分是關於政府機构改革和一般政治制度改革的一些短文。
讀這些大陸學者議論的第一感覺是隔靴搔痒。我不僅自己感到失望，而且相信，如果新領導人真想搞政治改革，對這些學者的議論也會感到失望。但是，回頭一想，覺得出現這樣的情況也十分自然。在專制的淫威之下，大陸學者不僅不能公開議論政治改革，而且，出於保護自己的本能，多數人也不敢深入思考政治改革問題。結果，一旦讓他們公開發表議論，他們所能講的，很少能夠超出領導人已經知道的范圍。這就應了毛澤東喜歡引用的一個典故，那就是跪慣了的賈桂，讓他站起來反而很不習慣。
《經濟觀察報》向學者們出的題目是，人大代表從象征性的角色向專職化過渡，是否可以看作是一個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多數學者對這個改革并不以為然，他們認為既然不想搞真的民意代表，在專職化上做文章沒有什么意義，有人認為專職化實際上也做不到。當然，也有人認為，只要向正确的大方向走，先專職化後真民選也未嘗不可。或許是編者作了手腳，否則，這些議論實在是乏善可陳。沒有人可以從這些無關痛痒的議論中得到收益。
當然，也有一些學者，對大陸的政治改革一直在進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比如該期《經濟觀察報》發表的文章"走向憲政"的作者杜鋼建，就是一個敢於思考敢於進言的學者。其旗幟也鮮明，其主張也明确，就是要匯入當代文明的主流，保障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杜鋼建把中國大陸政治体制的一切弊端都歸結為民權不舉，憲政不行，他對大陸只強調公民的生存權，發展權，而壓制公民的民主和自由權利的官方主流說法，進行了不含糊的批評。但是，杜鋼建對憲政改革必要性的深刻分析，不大可能會得到公眾的注意，因為他的表述過於學術化；另一方面，也不大可能會打動高層領導的心。對於他們來說，改革的必要性并不是他們真正關心的問題。他們對大陸各种弊端知道之多、之深，絕不亞於杜鋼建教授。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無須人多指教必須改革的道理，他們關心的是，什么樣的改革策略是更可行、更有效的策略？恰恰是在這個要害的問題上，沒有人能夠作出有力度的分析。
大陸學者思想的蒼白和缺乏想象力，受到專制政治制度的壓抑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但這個原因還不足以說明問題。目前大陸所面對的信息環境，尤其是與外部交往的便利，比之一百年前改革的先驅何止強千百倍，但當代大陸學者思想的敏銳和人格的完整卻明顯地退化了。大陸知識精英的退化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對中央政權的高度依附。這种依附极大地削弱了他們精神的獨立，也削弱了建立在獨立思想基礎上的學術競爭。大陸知識精英對中央政權的依附，不僅使許多人失去了獨立思想的勇气，而且，即使是對那些有勇气思考的人，也形成了很大的盲區。獲得一定地位的學者，自覺或不自覺地要保持自己某种話語權的壟斷地位，不會去尋找那些可能威脅這种壟斷的變革方略。
証明這個判斷的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在大陸傳媒出鏡率比較高的學者中，雖然對憲政改革的激進程度不同，但是，沒有人把提高地方自治作為推進憲政的基本手段和內容。事實上，由於中國幅員廣闊而地方差异又甚大，要落實公民的權利，稍有邏輯能力的人都應該看到，非走地方自治的路不可。問題是，壟斷了話語權的中央知識精英，并不愿意看見地方精英崛起。
大陸政治改革的春天還沒有真正到來。雖然"憲政建設"，"公民權利"越來越成為大陸政治的時髦用語，而我們也應該對此感到高興。但是，只要"大一統"的陰魂不散，大陸的政治改革只能是紙上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