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近年終，大陸新聞媒体對拖欠民工工資問題給予了空前的關注。各地方政府也紛紛宣布了解決這一問題的新舉措。大陸有一億多來自農村的勞動力外出打工，多年來，一直存在著雇主拖欠工資的嚴重問題，但是，大陸當局對此長期采取了視而不見的態度。近年來，一些媒体，頂住官方的壓力，報道了民工的憤怒和反抗，但是，并沒有能夠改變問題繼續惡化的趨勢。
對於這樣一個涉及眾多人基本利益的問題，自稱"三個代表"的江澤民、朱鎔基為什麼長期采取了冷漠的態度呢？除了良知泯滅以外，很難找到其他解釋，因為，對他們來說，關注一下這件事，并沒有什麼政治風險，相反，可以贏得民心。不過，凡是缺少同情心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對弱者的處境不感興趣，因此也知之甚少。可以想象，江澤民、朱鎔基為自己辯護的主要理由，就是他們并不知情。
由於胡、溫當局對拖欠民工工資問題的關注，大陸政府對拖欠民工工資的嚴重程度進行了調查。据大陸媒体報道，到２００２年底，估計拖欠民工工資的總額超過人民幣一千億元。僅北京市的建筑行業，拖欠民工工資就超過了３０億元。北京市的抽樣調查還表明，被拖欠工資的民工，超過總數的百分之七十。
大陸農村人口的稅費總規模，約在一千多億元人民幣，考慮到發達地區外出打工的人口比落後地區要少，所以，完全可以判斷，被拖欠的民工工資，遠超過了他們的稅費負擔。最難計算的，是拖欠工資對億萬民工人格和心靈的傷害。根据大陸中央電視台的一篇報道，一個民工被雇主賴掉１２０元工資不付，為討回公道，他用了近一年的時間，花了一千多元打官司，結果還是輸了。面對如此的不公道，我們有理由擔心，總有一天，大陸社會都要為拖欠民工的工資付出十倍、百倍的代价。
也許正是因為認識到這种极大的不公平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大陸新領導人表現出新的誠意要改變這一現狀。各地政府之所以紛紛高調宣傳自己維護民工利益的新措施，并不是因為他們害怕民工和媒体的壓力，而是因為地方領導人受到了來自上面，也就是來自新的中央領導人的政治壓力。
大陸當局這种對民工的遲到的關怀，看來也產生了一些積极的效果。這不僅僅表現在一些拖欠民工工資的惡行得到制止和懲罰，而且表現在社會同情心的蘇醒。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幫助民工討回公道的志愿者行列。
問題是，大陸官方和城市社會對民工的關怀是否能夠基本杜絕拖欠工資繼續大量發生呢？對這個問題的判斷，將取決於兩個方面的進步速度，一個，當然是法治的進步，尤其是維護勞工基本權利的法治的進步。這一點，許多人都看到了，而且，這也是大陸當局所注重的。但是，許多人并沒有看到的，是問題的另外一個方面，那就是改善農村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使更多的人在農村有機會發展，而不必為生存所迫，不得不到城市找一口飯吃。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要提高民工進城打工的機會成本。
沒有這兩方面的配合，而僅靠加強維護勞工權利的法制，是不可能奏效的。我們從大陸電視節目中看到，當記者問民工，"為什麼不與雇主依法簽定勞動合同？"的時候，民工們的反應是苦笑。對於他們來說，提這樣的問題如果不是偽善，那一定是太天真了。因為，對於多數民工來說，要求與雇主簽定勞動合同，無异於放棄就業機會。不錯，民工不簽合同要冒拿不到全部工資的風險，但畢竟可以馬上得到一點生活費。如果碰到一個心不太黑的雇主，拿到全部工資或部分工資也還有可能。而如果堅持要簽合同，就很可能什麼都沒有了。
許多人之所以看不到第二點，原因在於他們并不認為農村存在大量的發展機會。那麼，農村到底有沒有發展的機會呢？要証明農村存在許多未開發的機會也許并不容易，但是，孫大午是确信農村有許多機會的，他并且用自己的實踐向許多人証明了這一點。換句話說，如果大陸當局能夠讓更多的孫大午們有所作為，而不是以莫須有的罪名把他們拘捕判刑，民工進城時，或許能有更高的討价法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