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城市不應該刁難、驅赶農民工!

從大年初一起，大量處于窮鄉僻壤的農民便紛紛告別家人，進城謀生。几天來，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的火車站和汽車站的站台上、候車大廳里以及站外廣場上，手提包裹、風塵仆仆的外省農民們摩肩接踵。其中既有滿臉風霜的老人，也有稚气未消的少女。据廣州《羊城晚報》報道，在龍年的最初的四天里，僅是廣州火車站一地，到達旅客人數達55.4万，比去年同期增長58.7%，絕大部分是找工作的外省農民。因為民工們擔心遲到難找工作，所以今年的進城潮比歷年都來得早。 与此同時，各大城市卻都在想方設法地堵截前往的農民工。例如，廣州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日前發出緊急通告，在春節后一個月內，禁止各用人單位新招用外地民工到廣州就業。《通告》規定，在節后一個月內，不准在本市車站、碼頭以及用人單位門前設點招工；不准舉辦刊登、張貼和發布招用外地勞動力的廣告及招聘啟事；不准舉辦招收外地勞動力的各類勞、人才招聘集市。違者將嚴肅查處。北京、上海和其他大中城市也都有類似的刁難驅赶農民工的規定。 相對富裕的大中城市不應該刁難、驅赶農民工。中國的十三億人口中，有九億生活在農村，其中六億人仍然依靠農業為生。中國的農業自然條件原本并不优裕，隨著人口壓力的不斷增長，情況仍在進一步惡化。中國的可耕地面積大約二十億畝，人均只有一點五畝，遠低于五點五畝的世界人均水平。不僅如此，66%的耕地分布在山地、丘陵和高原，水資源也嚴重不足。自八十年代中期以來，由于中央政策的不合理，一度由于農村改革而縮小的城鄉收入差距再次拉大。以去年為例，官方公布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7.1%，而農村中來自農業的收入卻下降4.1%。去年官方規定的農村的貧困線為625元，大大低于世界銀行規定的2500元的標准(而同期上海的貧困線標准則為3400元)。農民离開土地而進入其他行業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更何況對中國農民而言，進城打工已經成為其維持生計的不可或缺的來源。事實上，离鄉背井的農民工們從事的大都是收入低，体力消耗大，被城里人瞧不起的工作。他們在給城市帶來方便和繁榮的同時，承受著种种歧視，如沒有醫療和養老保險，孩子不能入學等等。此情此景之下，相對富裕的城市仍對之進行圍堵，實在于情于理難容。 城市也沒有權利刁難驅赶農民工。1978年以前的近三十年間，中國農民承受了巨大的犧牲。陳云曾經公開承認，在共產党掌握政權以后，為了盡快實現國家的工業化，通過對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和其他行政手段，政府強行低价獲取農民的勞動成果，高价向其銷售工業品，對農民進行了無情的經濟剝奪。在從1952至1978年的二十七年間，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累計達7140億元，相當于當時數年的國民生產總值。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更通過戶口制度把農民禁錮在土地之上，進一步剝奪了他們人身遷徙的自由，使之一步步淪為社會的賤民。在六十年代初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非正常死亡的三千万人中絕大多數是農民。當時占人口80%的農民与城市人所享受的終身雇佣制和醫療社會保險根本無緣。應該說，中國城市中的每一塊磚、每一片瓦，中國國有企業的每一份財產，不僅僅含有中國工人和城市居民的汗，更沾有中國農民的血。改革以來，中國自詡國力大大強過以往﹐理當對農民有所回饋。相反，這种人為的城鄉之間的分割狀態卻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去年，就在農民實際收入下降的同時，中央政府為了維持城市的穩定，大幅度增加了國家机關干部的工資、离退休人員的退休金、以及城市失業人員的救濟金。這种繼續歧視農民的政策，無非是由于他們居住分散，信息不暢，因而對共產党的統治的威脅不及城市工人和其他居民們的不滿爆發起來那么大。應該看到，繼續對農民實行的非經濟人生強制有違正義；而違背正義的事，是無論如何也難以持久的。 誠然，几乎每一個大中城市也都正被其自身的龐大失業人口所困扰。但是，這絕對不能成為刁難、驅赶農民工的正當理由。讓市場來調節是唯一公正和有效率的選擇。与外來農民工相比，城市失業工人在當地就業競爭中占据天時地利。如果他們愿意接受農民工的報酬水平并以同等的勞動態度對待工作，他們自然會得到那些目前由農民工承擔的工作。反之，靠驅赶農民工來保障城市人就業的辦法，只會人為提高相關行業的成本，損害其競爭力。這對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無异于飲鴆止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