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評論﹕農民頭上的兩把刀

二月14日的《中國經濟時報》同時刊登了兩篇与農民的現狀有關的文章。一篇題為"這里的農民負擔為啥重"，是北京大學研究生高興松在去年寒假回鄉期間所作的調查報告，非常尖銳地揭露了地方政府無情盤剝農民的手段。另一篇文章的題目是"農村民間金融急需疏治"，這是一位來自江蘇鹽城的讀者的來信。這位讀者反映了農村高利貸的活躍以及帶來的問題。從兩篇文章的編排來看，報紙的編輯并沒有把兩件事情聯系在一起，但是這兩篇文章恰恰反映了當前大陸農村許多農民正在面臨的問題。 現在中國的年輕人可能很少知道，共產党革命的成功得益于當時廣大貧苦農民的支持。而當時的貧苦農民為什么要支持共產党呢？那是因為在貧苦農民看來，共產党如果胜利，就會使他們從兩大經濟重負中徹底解脫出來。這兩大經濟重負，一個是地主的高地租，另一個就是私人的高利貸。曾經有一個頗為流行的說法形容舊中國的農民的處境，那就是，地租和高利貸，是懸在農民頭上的兩把刀。共產党在抗日戰爭期間，在自己管轄的地區，大力推行減租減息，极大地爭得了農民的擁護。 半個世紀過去了，具有諷刺意味的事實是，在共產党的統治下，這兩把刀再度懸在了許多農民的頭上，成為他們難以擺脫貧苦的直接原因。《中國經濟時報》在同一天發表的這兩篇文章，對此提供一個新鮮的有力証据。 中國大陸農村的所謂"提留"，原本是一种發展公益的稅收。但是，在土地維持集体所有，而地方政權越來越腐敗的情況下，"提留"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它越來越成為地方權勢集團強行對農民征收的地租。"提留"的攤派，在經濟不發達地區一般都按照農戶承包土地的數量來分配，揭示了提留的收入源泉是地租而不是勞動的經濟性質。而"提留"的數量因地區而异，中央政府無法規范，也更加証明了"提留"与地租的密切聯系。 地方政府只所以能夠強行向農民征收"提留"，一個基本的制度原因就是土地不屬于農民，而事實上屬于國家。地方政府實際上是憑借國家對土地的所有權，從農民身上榨取地租。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的貧苦農民比當時的貧苦農民的處境還要不如。當時的貧苦農民，首先直接面對的是地主，而不是國家政權本身，因此他們反抗高地租的余地可能比今天還要大，因為今天的貧苦農民，直接面對的是國家政權，對于高地租盤剝，農民几乎是毫無還手之力。 高興松在他的調查報告中揭露，在他的家鄉山東省沂水縣的某村（報紙不敢公開真實的村名），農民的人均負擔，從政策規定的八十多元，被當地政府提高到一百七十多元，翻了一番還多。而這些非法的提留，相當一部分流入地方官員的腰包。農村基層干部完全失去了其作為社區領導的性質，而完全蛻化成為代表上級政府征收地租的收租人，与農民處于尖銳的對立狀態。 如果說今天的高地租直接表現為腐敗的國家權力對農民的直接掠奪，今天的高利貸則是國家對金融實行壟斷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農民只能在國家的銀行存錢，卻很難從國家的銀行借錢。國家人為地把利息率降得很低，但所有的低息貸款只能是有權勢的國有大企業享受。貧苦農民，一邊被各种提留無情的勒索，另一邊，在需要用錢的時候，又借貸無門，只好去找高利貸。根据經濟時報的讀者來信，當地農村的高利貸已經達到年利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二十多的水平，比國家銀行的存款利息率高出五至十倍。 半個世紀前，高地租和高利貸這兩把懸在農民頭上的刀，曾經幫助了共產党上台，而今天高提留，高利貸顯然正在威脅到他們會不會下台。中共當局當然知道其中的利害，但是，迄今為止，除了一大堆空話，人們看不出中共當局有什么得力的辦法來解除這兩把懸在農民頭上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