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來，中國大陸不少農村地區發生了擠兌存款的風潮，中共當局有時不得不出動武裝警察進行彈壓。但是，由于中共當局嚴密的新聞封鎖，詳細情況很少能夠透露到海外。去年在重慶地區，就發生過相當嚴重的擠兌現象，許多農民的在鄉鎮政府的小銀行"合作基金會"中的儲蓄不能提取，与政府發生了嚴重的對立。為了避免發生騷亂，當時重慶地方的領導人曾經要求朱鎔基總理給予支持，讓中央銀行對農村基層政府的金融机构提供信貸，但是，朱鎔基從大局出發，決心不予支持，重慶當局只好決定撤消基層農村政府興辦的金融机构，結果，不僅許多農民遭到損失，而且沉重地打擊了當地農村正常的信貸活動，打擊了依賴合作基金會的鄉鎮企業。為了盡可能減少農民在合作基金會的儲蓄損失，地方政府不擇手段地強迫企業和個人歸還貸款，即使期限還沒有到，也要如數歸還。不少企業因此而倒閉，一些農戶傾家蕩產。盡管如此，重慶地區的農村基層政權仍然欠著農民巨額的債務，不知何年何月能夠歸還。在中共強大國家机器的壓力下，農民敢怒而不敢言，但中共當局十分清楚，這筆未還的債有如一個沒有爆炸的炸彈，不知在什么情況下，就可能被触發。當年合作基金會之所以會出現和發展，主要的原因是國家直接控制的銀行系統過于官僚化，不能滿足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但是，中共又不允許私人金融机构發展。這個背景為基層政府興辦的地方性金融組織，提供了發展空間。在一些地區，基層政府的金融机构，對當地的經濟發展起了積极的作用。但是，基層政府興辦的金融机构，雖然比國家銀行靈活，但并沒有一個必要的法律環境來支持和約束這些金融机构。大陸農村基層政權的腐敗，不可避免地影響這些地方金融机构的健康發展。許多基層官員利用合作基金會籌集的資金，牟一己之私利，給合作基金會的垮台，播下种子。但是，中共當局不問青紅皂白，將合作基金會一律撤消，并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基層政府的信譽蕩然無存，而國家銀行的僵硬和官僚作風依舊。農村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信用市場的發展，不是更近，而是更遙遠了。中共當局在撤消合作基金會的過程中再度表明，當它的政治利益与信用契約發生沖突的時候，它會毫無顧忌地否定契約的有效性，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任何正規的信用市場發展的基礎。中共農村金融政策的兩難在于，一方面，無論中央的還是地方的，中共官辦的金融机构不能為農民服務，另一方面，中共又不能，也不愿為私營的金融机构的發展創造一個适宜的制度和法律基礎。當農民的現金收入持續增長的時候，中共的這种兩難局面，還不十分明顯，但隨著農民貨幣收入的減少，中共金融体制的弊端的后果越來越嚴重。農村金融資源外流、民間信貸萎縮和高利貸的复活都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盡管朱鎔基使用了各种宏觀調控手段，想恢复大陸經濟增長的勢頭，但是，經濟成長依然乏力。我曾經指出，朱鎔基無法活躍農村信用是大陸通貨緊縮壓力持續的一個重要的因素。雖然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但是，因為朱熔基在所謂加強金融秩序的過程中，恰恰是破坏了信用經濟的基礎--即信用契約的嚴肅性，所以，很難想象，中共當局能夠在短期內，一方面有效地刺激農村的信貸規模，同時又不引發大的金融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