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一次全國性的農業會議上，朱鎔基對重慶市主管農業的領導人大發雷霆，据說足足訓了有几十分鐘。原來，重慶所屬的奉節縣農民，狀告當地政府強迫他們种植煙草，農民不從，鄉政府的干部干脆把農民田里的作物拔掉。在朱鎔基的親自干預下，奉節農民得到補償，當事的基層干部也被處理。中央電視台對此也作了報道。 看來，朱青天為民平憤，又作了一件好事。但是，對于熟悉中國大陸農村情況的人來說，朱老板抨擊農村基層干部，并不是一個好兆頭。 今日中國大陸農村，暗無天日的事情何止于強迫農民种植煙草。就在几個星期前，中央電視台就報道了河南某地，村干部把農民的土地完全出賣干淨，致使農民無以為生。象這樣的事情，真是千千万万，朱鎔基心里也十分清楚，不過他并沒有象對待奉節縣的這件事情這樣，反應如此強烈。 那么，朱鎔基為什么對奉節強迫農民种煙草的事大發脾气呢？我想，一個基本的因素是農村經濟情況不妙，特別是這兩年所謂調整農業結构的政策，沒有受到明顯的效果，反而生出了不少問題。朱鎔基想不出什么好辦法，气急敗坏，借題發揮，把農民的不滿轉移到地方和基層干部身上去。 這兩年，大陸糧食過剩給朱鎔基帶來了极大的壓力，因為，他本人的決策失誤是造成過剩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盡快的擺脫過于沉重的財政負擔，朱鎔基竭力主張對農業的生產結构作大的調整，包括要求西部和山區大幅度調減糧食面積。這樣，朱鎔基自己實際上就成為強迫命令的風源。 朱鎔基提出，由國家向退耕的農民供應糧食，讓他們种植有利保持生態平衡的作物。他這個主張的可行性，一開始就遭到各級領導人的怀疑。但是朱鎔基并沒有就此而罷手，地方干部只好執行。 本來，引導農民調整生產結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通過市場，但是，恰恰是朱鎔基，竭力反對放開糧食市場，企圖用國家操縱市場的辦法，來達到政策的目標。且不說朱鎔基能否實現他的目標，他的這些作法，只能給各級地方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搞強迫命令開了綠燈。 朱鎔基對重慶的地方和基層領導，大發脾气，說明在所謂調整農業產業結构的過程中，已經出現了不少類似奉節這樣的問題。而朱鎔基一方面要剎住這個趨勢，另一方面，要推脫自己的責任。 問題是，把責任推到基層干部身上，不僅是一個十分拙劣的手段，而且是十分危險的游戲。 中國大陸農民處在十分無權的地位并不是什么秘密，他們不僅沒有政治權利，經濟權利也十分有限。朱鎔基一句話，他們就連出售糧食的自由也沒有了。農民的這种無權的地位，并非基層干部胡作非為所至，而是中共的体制和政策的需要。基層干部只不過是剝奪農民權利的工具。現在，朱鎔基一方面打擊基層干部，另一方面又并不能，也不想給農民權利。這种自相矛盾的作法，只能導致混亂。 當然，朱鎔基并非第一個把政策的失敗轉嫁到基層干部身上這個手段的人。毛澤東就搞過這一手。當年，集体經濟不靈的時候，毛就搞四清，搞農村政党，發動群眾來整干部。在當時的條件下，毛的這种作法多少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只不過拖延了錯誤政策和体制完結的時間。 在今天腐敗已經极其普遍的情況下，不進行認真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改革，而僅僅是責罵和處理几個基層干部，只能是進一步渙散基層干部的軍心，削弱國家控制能力。以朱鎔基之精明，他不會不知道這一點。但是，他依然出此下策，這說明他的農村政策已經陷入了走投無路的嚴重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