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一次全国性的农业会议上，朱熔基对重庆市主管农业的领导人大发雷霆，据说足足训了有几十分钟。原来，重庆所属的奉节县农民，状告当地政府强迫他们种植烟草，农民不从，乡政府的干部干脆把农民田里的作物拔掉。在朱熔基的亲自干预下，奉节农民得到补偿，当事的基层干部也被处理。中央电视台对此也作了报道。 看来，朱青天为民平愤，又作了一件好事。但是，对于熟悉中国大陆农村情况的人来说，朱老板抨击农村基层干部，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今日中国大陆农村，暗无天日的事情何止于强迫农民种植烟草。就在几个星期前，中央电视台就报道了河南某地，村干部把农民的土地完全出卖干净，致使农民无以为生。象这样的事情，真是千千万万，朱熔基心里也十分清楚，不过他并没有象对待奉节县的这件事情这样，反应如此强烈。 那么，朱熔基为什么对奉节强迫农民种烟草的事大发脾气呢？我想，一个基本的因素是农村经济情况不妙，特别是这两年所谓调整农业结构的政策，没有受到明显的效果，反而生出了不少问题。朱熔基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气急败坏，借题发挥，把农民的不满转移到地方和基层干部身上去。 这两年，大陆粮食过剩给朱熔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因为，他本人的决策失误是造成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尽快的摆脱过于沉重的财政负担，朱熔基竭力主张对农业的生产结构作大的调整，包括要求西部和山区大幅度调减粮食面积。这样，朱熔基自己实际上就成为强迫命令的风源。 朱熔基提出，由国家向退耕的农民供应粮食，让他们种植有利保持生态平衡的作物。他这个主张的可行性，一开始就遭到各级领导人的怀疑。但是朱熔基并没有就此而罢手，地方干部只好执行。 本来，引导农民调整生产结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市场，但是，恰恰是朱熔基，竭力反对放开粮食市场，企图用国家操纵市场的办法，来达到政策的目标。且不说朱熔基能否实现他的目标，他的这些作法，只能给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搞强迫命令开了绿灯。 朱熔基对重庆的地方和基层领导，大发脾气，说明在所谓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不少类似奉节这样的问题。而朱熔基一方面要刹住这个趋势，另一方面，要推脱自己的责任。 问题是，把责任推到基层干部身上，不仅是一个十分拙劣的手段，而且是十分危险的游戏。 中国大陆农民处在十分无权的地位并不是什么秘密，他们不仅没有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也十分有限。朱熔基一句话，他们就连出售粮食的自由也没有了。农民的这种无权的地位，并非基层干部胡作非为所至，而是中共的体制和政策的需要。基层干部只不过是剥夺农民权利的工具。现在，朱熔基一方面打击基层干部，另一方面又并不能，也不想给农民权利。这种自相矛盾的作法，只能导致混乱。 当然，朱熔基并非第一个把政策的失败转嫁到基层干部身上这个手段的人。毛泽东就搞过这一手。当年，集体经济不灵的时候，毛就搞四清，搞农村政党，发动群众来整干部。在当时的条件下，毛的这种作法多少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只不过拖延了错误政策和体制完结的时间。 在今天腐败已经极其普遍的情况下，不进行认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革，而仅仅是责骂和处理几个基层干部，只能是进一步涣散基层干部的军心，削弱国家控制能力。以朱熔基之精明，他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依然出此下策，这说明他的农村政策已经陷入了走投无路的严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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