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TO談判的後几年，一直存在對當局的一种批評：為什么不能把加入WTO之後讓給外國人的權利，先給本國人？為什么大陸當局就象當年的晚清朝廷和國民党政府那樣，總是有一种"宁贈友邦，不予家奴"的態度呢？比如，大陸國營的汽車工業，多年搞不上去，但就是不讓私營部門經營，銀行業保險業就更是如此了。從表面上來看，是由于共產党的意識形態要求堅持公有制的主導地位，因此要維持對私營部門的歧視。但是，細想起來又不合邏輯。因為加入WTO之後，進入大陸的外國企業几乎都是私營企業。如果只歧視本土的私營企業，而不歧視外國的私營企業，豈不給人一种媚外的感覺嗎？大陸當局當然不愿承認自己崇洋媚外，因此每談對外開放，必言外國科技和管理先進。言下之意，給外國人一些機會，主要是因為人家有中國沒有的寶貝。但事實如何呢？大陸人所共知的一個現象就是所謂的"假外資"。一些人在國內發了財，把錢轉到國外，然後以外資的名義再回投大陸。他們并沒有什么高科技和高級管理，而大陸當局也知道他們的假外資背景，可是這些假外資就是能夠享有大陸私人資本沒有的權利。"宁贈友邦，不予家奴"既然是中國近代政府所有的通病，其中必有原因。中國近代的改革，顯然與來自西方的壓力有极大的關系。西方對中國的壓力有兩個方面，一個是要中國出讓權益，另一個就是讓中國改變游戲規則。在這雙重的壓力下，中國的統治者總是左右為難：要想保護中國的權益，國家必須要自強，而要自強就必須學習外國的游戲規則。但是，要學習外國的游戲規則，就要冒丟掉政權的風險。因此，中國專制政權對外部壓力的第一反應，總是宁可損失一點權益，也不愿改變規則。但是，這樣往往并不能解決問題，而是更加內外交困，里里外外擺不平。于是，內部改革的壓力就增大了。但是，近代歷史表明，中國的內部改革很難徹底，盡管中國人作了非常大的努力，付出了极大的犧牲，一些基本的問題，比如實行憲政民主，确立和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一直不能突破，轉來轉去，又回到老地方。從晚清到民國到中共，整整一百年，中國大陸迄今未能确立一個具有穩定合法性的政權。而現在的政權和當年的舊政權一樣，又面臨一個世紀以前就政權面臨的一些老問題。其中之一，就是如何擺平對洋人和對國人的政策。在洋人與國人之間，中國當權者之所以容易產生"宁贈友邦，不予家奴"的傾向，最深刻的根源來自政權的合法性不足。一個合法性不足的政權，為什么不敢給國人更多的權利呢？原因其實很簡單：你給國人的權利越多，國人否定你合法性的權力也越大。也就是說，合法性不足的當權者，給國人更多的權利，几乎等于自殺。以中國大陸改革為例，江澤民，朱熔基不敢讓大陸的私營經濟大規模介入金融、保險、通訊等行業，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大陸的私營企業家沒有能力經營這些行業，而是因為這樣作的政治風險太大。對私營部門開放各种政府壟斷經營的行業，首先必然會得罪既得利益，失去他們的政治支持，但另一方面，未必就能贏得民間的支持。因為對民間開放，無非是兩种作法，一种是通過"欽點"來指定某些私人介入，其結果必然是腐敗，失盡人心，另外一种就是通過公平招標，其結果是中標者不領情，而民眾則要求更多的公平和透明。當權者失去了既得利益集團的支持，同時卻未必能得到民眾的支持。那為什么合法性不足的當權者情愿給洋人權利呢？因為給洋人特權，是以洋人承認當權者的合法性為前提條件的。當洋人接受中國當權者給予的特權時，同時也就承認了當權者的合法性。當然，歷史不是簡單的重复。中國大陸加入WTO，并不是給洋人什么特權，而是接受了洋人平等權利的游戲規則。為什么大陸當局要接受洋人平等權利的游戲規則呢？一個重要的考慮，就是維持自己在國際上的合法地位。大陸當局認識到，繼續脫离多邊貿易組織，不利于自己的合法性。但是，一旦接受了平等權利的游戲規則，就沒有國人與洋人之分，給洋人的權利同時也就給了國人。這樣一來 A國人權利的增長會不會威脅到大陸專制政權的穩定呢？這种趨勢顯然是存在的，但不會影響到決定加入WTO的當權者。他們在贏得洋人的喝彩時，卻把問題留給了自己的後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