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鞏固自己在國際上的合法地位，大陸政權近年決心盡快加入WTO也有重要的國內政治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政治顧慮就是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失去了勢頭。大陸的經濟改革在八十年代取得很大的突破。雖然受到八九年學運的影響，九十年代初鄧小平南巡之後，大陸的經濟改革又出現過一個 盲憿C但是，自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大陸當局對一系列根本性的制度改革，下不了決心。這些問題包括，國有企業的私有化，農村土地的私有化，銀行和金融業引入私有部門競爭等等。雖然高喊改革的口號，但是，大陸當局的謀士們都很清楚，任何新的改革政策，都必須回避這些基本問題，否則，就不可能被當權者采納。於是，大陸的改革實際上陷入了僵局。大陸改革陷入僵局的明顯標志有兩個：第一是，重大經濟政策反复搖擺，出爾反爾。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對大陸股市的政策，一會儿要打擊投机，擠壓泡沫，另一會儿又搞政府托市，以至大陸的股市被稱為"政策市"，更有人調侃說，大陸既沒有牛市也沒有熊市，而只有豬（朱）市，因為朱鎔基想讓它漲它就漲，想讓它跌它就跌。另外一個政策搖擺的典型就是大陸的糧食政策，從1993年完全放開价格，到1998年政府全面管制市場，到今年又准備再度開放市場。如此明顯的政策搖擺，明确無誤地告訴人們，中國大陸的決策者并沒有一套可以貫徹始終的改革方略。改革陷入僵局的第二個明顯標志就是經濟增長缺乏內在的推動力。大陸經濟本身有許多增長的源泉，但是卻出現私人投資不足的問題，經濟增長越來越依靠政府投資和海外投資。私人投資為什麼不積极呢？基本的原因就是大陸的制度和政策不能給私人投資提供足夠的激勵和保障。在改革釋放出來的各种力量推動下，大陸領導人既面臨繼續改革的壓力，同時也從自己不成功的改革實踐中感到了改革的巨大風險。以朱鎔基的糧食改革為例，他的錯誤導致了數千億財政損失。不改革不行，靠自己亂改也很危險。但是，大陸領導人對自己的謀士們并沒有信心，因為他們多是曲意迎合之徒。於是，大陸領導人就產生了利用外力打破大陸改革僵局的想法。應該說，大陸領導人對於加入WTO之後，外部力量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和社會乃至政治穩定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并沒有太深入的理解。但是，他們有一個直覺，那就是大陸經濟與國際市場進行系統的接軌是不可避免的。與其自己瞎改，不如跟著人家的規矩走。這种直覺，多少與江澤民和朱鎔基有一點西方教育背景有些關系。他們對於西方雖然知之不深，但心儀已久。那麼，大陸加入WTO之後，打破改革僵局的想法能不能實現呢？毫無疑問，履行對WTO承諾的國際政治壓力，不僅會轉化為改革的國內政治壓力，同時，也為改革指出了非常具体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在WTO推動下的改革，與大陸多年的改革有一個根本性的區別。大陸以往的改革，一方面擴大經濟自由，釋放市場的力量，但同時，又盡量保持一些特權。以外貿体制為例，在增加國有外貿企業經營自主權的同時，又繼續限制私營企業參與外貿經營，這就限制了私營部門的發展。但是，WTO不承認國有經濟的特權。因此，根据大陸政府的承諾，三年之內將不存在政府特許的外貿企業，任何企業都可以從事進出口業務。這意味著所有私營企業都將擁有進出口權，使他們在與國有經濟的競爭時又少了一個重要的人為障礙。類似這樣的突破，在加入WTO之後將持續地在大陸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發生，從而全面打破大陸改革的僵局。大陸的有識之士已經越來越認識到WTO所引發的改革的全面和深刻的性質，由此引出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借助外力所實現的改革，是否象大陸領導人所希望的那樣，比單憑內力實現的突破政治風險要小呢？目前對此作判斷可能為時尚早，但必須承認，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單憑內力的改革很容易用一种不公平取代另外一种不公平，而WTO所推動的改革，公平的可能性要大許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