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繼續介紹華盛頓的伍德羅．威爾遜研究中心舉行的戊戌變法紀念研討會。 對戊戌變法的評價﹐歷來同現實關係密切。這種關係體現在兩個問題上﹕首先﹐是對改革這種方式本身的評價。在八十年代﹐這是戊戌變法研究的焦點。到了九十年代﹐研究的焦點看來轉移到了另外一個問題上﹕是激進的革命或改革﹐還是溫和的改良﹐更能夠推動社會的進步﹐最終實現現代化的目標﹖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米勒教授介紹說﹐西方學術界已經開始看到戊戌變法中更為複雜的一些現象。學者們看到﹐慈禧統治的朝廷也有改革的打算﹐并且有了相當數量的改革計劃。當然﹐這些計劃遠不如以光緒為代表的改良派的激進。因此﹐戊戌之爭重新被解釋為激進與溫和的改革之爭﹐而不是改革與保皇之爭。究竟是激進的改革還是溫和的改革更能夠將中國帶入現代化﹐歷史并沒有作出結論﹐因為清朝末年的改革被革命所中斷了。 米勒教授進一步指出﹐學術界目前普遍認為﹐造成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條件的﹐不是戊戌的改革﹐而是民國初年中國政治社會的混亂。 來自中國的著名記者､自由撰稿人戴晴﹐同樣從激進或是溫和的角度探討了戊戌變法。她提到﹐過去共產黨總是按照自己的意識形態來評價歷史人物﹐所以戊戌變法的人物除了譚嗣同之外﹐都受到貶低。不過﹐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這二十年中對戊戌變法以及一系列有關的重大問題作了不少重新思考。她回憶到﹐在紀念戊戌變法九十周年﹙也就是一九八八年﹚的時候﹐北京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曾經召開過一個研討會。參加的人基本分成兩派﹐既所謂“大民主”派和“新權威主義”派。“大民主”派主張激烈的民主變革﹐而“新權威主義”派主張漸進的､穩妥的改革。然而﹐這兩派人的聲音在六四之後都遭到了封殺。 戴晴指出﹐從今天來看﹐戊戌變法的主要人物看來是走得太快了。當時﹐康有為的弟弟﹐戊戌六壯士之一的康廣仁曾經勸過他的哥哥說﹕我們已經作了這丹h﹐我們還有足夠的機會做得更多。能不能不那井瘚菑W北京﹖但是康有為卻沒有聽進去。在中國過去這一百年的歷史中﹐每到歷史關頭﹐總是激進的主張與人物占上風﹐溫和的改良無法推行。結果﹐不是新的專制代替了舊的專制﹐就是舊的專制開始對改革派與自由派進行鎮壓。 戴晴呼籲﹐現代化是全社會文化意識､生活態度的根本轉變﹐必須通過漸進的程序才能最後完成。只有基礎發生變化﹐歷史才不會逆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