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人看來，經濟學是一門關于如何最有效地分配有限的資源的學問，它的全部要義在于這种分配的效率，至于正義性問題則是政治學、社會學、以及其他學科的任務。這种觀點在當今中國的經濟學家中尤其普遍，有一個朋友告訴我，如果你要談論公平、爭議，很多經濟學家們會認為你不夠主流、甚至不夠資格做一個經濟學家。當今的中國，物欲橫流、道德崩潰是眾所周知的，如果真的象我的朋友所說的，由此產生出這么一批經濟學家在政策制定中占主導地位的話，那實在不僅是經濟學的厄運，也是中國的不幸。不錯，經濟學是研究稀缺性的學問。因為由于人類無止境地追求消費的天性以及自然、技術對可供人類消費的資源和生產手段的制約，人類的對消費的總体要求永遠大于他們所能得到的。于是便產生了一門經濟學這么科學，研究如何在各种相互競爭的需要之間合理的分配有限的資源。但是分配這個詞本身就包含了正義性的命題，因為分配是人類的行為，分配不僅僅是有限資源在不同的用途之間的分配，它同時也是有限資源在不同的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因此對分配不可能沒有道德的或价值的判斷。事實上，經濟學的許多重要分支与价值判斷密不可分。例如，當今西方經濟學中的"顯學"--福利經濟學，專門研究各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如何影響社會成員的福利，由此而派生的關于稅收、政府支出等經濟政策的研究就更离不開与正義性相連的价值判斷了。經濟行為，或者說有關經濟活動的制度安排的正義性是一個与經濟效率有關的命題，但是他們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兩個命題。兩個命題都很重要，都是經濟學所需要面對的。正義性是一种道德或价值判斷，它根植于人類作為一個整体的良心和理性思考。人類整体中的不同部分在不同的時候有著不同的利益，而且這些不同的利益的沖突也在所難免。但是作為一個整体，人類中不同的利益集團知道他們應該互相妥協，在爭取自己利益的同時承認和照顧其他集團的利益。否則，社會就會崩潰，沒有任何集團能夠從社會的崩潰中得到好處。社會主義的學說在十九世紀能夠產生和發展的土壤恰恰是當時的資本主義制度對社會正義性的忽視。社會主義以社會正義作為旗幟，很快便贏得了眾多的社會底層民眾和知識分子的支持。可是，當它在蘇聯、中國成為現實的經濟制度以后，很快便暴露出這种制度不僅沒有辦法進行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而且也沒有辦法保証長期的社會正義。很快，社會正義由最初的全民的理想淪為空洞的口號。社會資源完全被特權階層所壟斷，資源的分配依靠的完全是超經濟的強制。理所當然的，這個制度在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災難后遭到了普遍的唾棄。雖然中國仍然自稱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但是几乎沒有任何人，包括中國的執政者自己真正相信這一點。今天的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只不過是當權者維持統治合法性的招牌而已，社會正義再也不被當政者提起。我想這也就是那么多中國的經濟學家敢于如此無恥地宣揚沒有道德的經濟學的真正原因。實際上，當今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實用主義的國度。在那里，由于資本与社會權力的結合最緊密，因此資本的積聚最無所顧忌，最不需要講道德，最不需要考慮社會正義，血腥味也就最濃。今天，中國沒有安全設施的煤礦爆炸事故此起彼伏，農民被苛捐雜稅逼得家破人亡的慘劇層出不窮，其他勞工与資本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激烈。這些都是源于制度安排的非正義性。在這种情況下，經濟學的正義性應該是一切有社會正義感的經濟學家們考慮的最重要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