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對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的依賴性同時也是由於中國經濟增長的性質決定的。與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增長不同，中國過去二十多年間、尤其是八十年代的經濟增長不是常態的增長，而是恢复性的增長。
之所以稱作恢复性增長，是因為在這一輪快速增長之前中國經濟處於一种人為的扭曲狀態，也就是說，原有的社會基礎設施、民眾的教育文化水平、外部世界的經濟發展水平都使得經濟發展有一個較大的空間。而社會統治者的錯誤政策是使得經濟不能達到其應有水平的主要障礙。一旦這种錯誤的政策得到糾正，增長的潛能便可以以較低的成本變成現實。例如，中國農業過去在毛澤東的极端荒繆的人民公社化政策下遭到了嚴重的破坏，從社會最低層的中國農民到各級負責農業的領導干部都知道問題在何處，只是當時非經濟的壓制使得他們無法按照常識來提高農業生產率。鄧小平發動的改革其實也就是容許農民按照數千年積累的常識辦事而已。這樣做不僅不需要任何制度創新，也沒有任何學習成本。再如，中國人向來以善於經商而聞名於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自己封閉於世界市場之外時，生活在東南亞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華僑和華裔商人仍然非常成功地活躍於世界各地。只要中國政府放棄荒繆的閉關鎖國的政策，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便能迅速讓中國通過實現其在世界分工中的比較优勢，從而取得快速的經濟增長。
但是恢复性增長也同時具有兩個致命的弱點。一是由於取得經濟增長的低成本，統治者和普通民眾容易滿足於早期的增長，有意或者無意地忽略深層次的制度性變革，從而妨礙經濟持續增長。改革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國仍然被農業問題、國有企業問題、銀行制度問題等困扰，正是由於在恢复性增長的初期回避這些問題的緣故。
二是社會在恢复性增長的同時，必須面臨過去遺留下來的許多難題，而這些難題使得政策制訂者在推進結构調整和制度變革時的回旋余地十分有限。中國的失業壓力便是諸多類似問題中突出的一個。在集体化農業政策時期導致的中國農業的長期停滯、由於意識形態原因人為對城鎮化的制約、以及不符合中國國情的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政策，使得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已經面臨著巨大的失業壓力。
毛澤東處理這個問題的辦法一方面是通過戶口制度和強制性集体勞動等方法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之上，以犧牲數億農民福利的代价來維持不合理的中國城鄉二元化的格局；另一方面是用欺騙和強制相結合的手段將數以千萬計的城市知識青年直接送往農村。這樣做雖然可以暫時減緩城市的失業壓力，但是中國的失業問題卻并沒有因此而消失，相反卻越積越深。毛澤東的政策正是中國在過去二十多年里高速增長與龐大失業并存的怪像的原因。
高速增長與巨大的失業壓力并存是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罕見的現象。通常，高增長意味著充分就業，而充分就業狀況使得政府在從事經濟結构調整和改革社會福利制度等方面有較大的回旋余地，而這些政策又會為經濟的持續增長創造條件。如果一個國家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仍然面對失業壓力。這個國家的政府在經濟結构調整時的回旋余地便會小得多。同時持續增長的可能性也會小得多。
正是這些問題，使中國不僅難以實現持續增長，甚至也難以承受增長減速帶來的沖擊。讓我們還是以就業壓力為例，根据中國官方的統計，過去二十年的經濟增長共創造了一億四千萬的就業機會。按照年平均增長百分之九計算，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可以提供不到八十萬個就業機會。中國現在還有近四千萬的城市失業人口和近兩億農民需要從農業轉向其他行業。以現有的經濟技術結构為前提，即使國民經濟持續以百分之九的速度發展，中國也需要三十年以上的時間來吸收剩余勞力。如果中國的經濟增長放緩，就業壓力必然會日顯突出。在中國尚未建立函蓋包括農村人口在內的社會福利网之前，這种狀況對社會穩定的威脅顯而易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