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召開了十六大之後第一次農村工作會議。從初步得到的信息來看，這次會議意義重大，事實上對江澤民，尤其是朱鎔基在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上的失誤進行了初步的清算。因此，這次會議可能成為中共經濟政策一個重大的轉折。正如我所預料的，要制定新的政策，前提就是要清算朱鎔基的失誤。
朱鎔基任上最明顯的失敗是他的農業政策，這一點連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但是，朱鎔基的農業政策為什么會失敗呢？中共農村會議事實上對此作了回答。會議的文件強調要"把握國情，了解農村，尊重農民"，言下之意江澤民和朱鎔基沒有把握國情，不了解農村，也不尊重農民。
當年江澤民朱鎔基上台，都是臨危授命，倉促上陣，對於執掌國家大權完全沒有准備。不過，江澤民比朱鎔基還是強一點，就是他沒有不懂裝懂。朱鎔基的問題不僅是無知，而在於無知而又要自以為是，這樣出笑話就不可避免了。象大陸許多長期生活在城市的居民一樣，朱鎔基經歷過食物短缺的漫長歲月。由此形成了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農產品的基本問題是供給不足。其實，農產品過剩的跡象早在八十年代就出現了，但是由於城里人的話語權大大超過了農民，加上當時的消費選擇空間太狹小，公費吃喝和濫發實物濫發獎金盛行，食品价格在扭曲的需求強勁增長的推動下，高居不下，更加重了朱鎔基對農產品，尤其是糧食短缺的信念。因此，從一開始，朱鎔基就從城里人的偏見出發，對整個農業問題形成了完全錯誤的大判斷。按照計劃經濟的邏輯，既然基本趨勢是短缺，政府管制就是必要的。因此，朱鎔基上台之後第一個重大的農業政策，就是把李鵬放開的糧食自由交易緊急中止。朱鎔基人為阻斷了地方之間的糧食交易，使各地政府和農民的庫存大幅度增長。庫存的增加進一步刺激了糧食价格的上漲，造成1994至1995的通貨膨脹。朱鎔基不能理解价格上漲的真正原因不是短缺而是庫存的過量增長，反而采取各种措施，刺激供給的增長，結果終於導致1996年糧食全面過剩再度爆發。執迷不悟的朱鎔基以為過剩僅僅是暫時的，不顧所有人的勸告，在1998年發明了他著名的三項政策，即所謂"敞開收購，封閉運行，順价銷售"。這個政策荒唐到了無法執行的地步，并使政府付出了沉重的財政代价。
朱鎔基對大陸農村無知導致決策失誤的另外一個事例就是農村稅費改革。在朱鎔基看來，農民負擔重，本質上是因為農村貪官太多。這是民眾中流行的看法，但卻不是事情的本質。真實的情況是，大陸當局讓農民承受了太多的公共負擔，尤其是讓農民負擔九年義務教育，農民的微薄收入已經不堪重負。農村基層官吏對農民的巧取豪奪只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發生的。正如李昌平的故事所揭示的，是中央的政策迫使基層政權橫征暴斂。但是，朱鎔基卻天真的以為，他可以不對農村實行重大的收入轉移就可以減少農民的負擔。直到稅費改革已經全面開展，他才發現了自己的無知，緊急剎車。
亡羊補牢，稅費改革的失誤并沒有導致多少嚴重的後果。朱鎔基對農民問題最大的無知，并且事實上導致了嚴重後果的是他不懂得加速城市化對中國大陸長期發展的重大意義。朱鎔基象許多長期生活在大陸城鄉隔絕的制度下的城市居民一樣，不能也不敢設想給農民移居城市的自由會是什么景象。因此，朱鎔基企圖在不加速城市化的前提下，解決農民的收入問題，而把城市化的難題留給後人。因此，人們可以經常听到朱鎔基講農民收入問題，但是卻很少听到他講城市化。朱鎔基執掌經濟的十年，其實是中國大陸加速城市化最好的時機。出口加工業的迅猛發展給內地農村勞動力提供了大量在沿海就業的機會，但是由於朱鎔基從來沒有認真地考慮過城市化的問題，他沒有能夠利用這個機會來加速大陸的城市化。千千萬萬為沿海城市的繁榮付出了血汗貢獻的內地農民只能不情愿地回到鄉下去。朱鎔基貽誤了他們的青春，更貽誤了他們的後代。